采訪對象：潘家瑋，1958年12月生，浙江松陽人。曾任浙江省委副秘書長、政研室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省委辦公廳主任。現任杭州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
　　采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采訪日期：2017年9月17日
　　采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采訪組：潘主席，您好！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時，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思想和方略。您時任省委政研室主任，對這些思想和方略的形成過程一定很了解。請您先談談對習近平同志提出“干在實處、走在前列”的認識。
　　潘家瑋：“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是習書記在浙江發展到一個關鍵時期提出的帶有根本性、方向性的總要求。
　　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的GDP只有123.7億元，之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到2002年達到8003.7億元。習書記在浙江工作那段時間，浙江經濟正好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遭遇了資源要素、生態環境的雙重制約，我們把這種情況叫作“成長中的煩惱”。首先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期。當時浙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是一種粗放型增長，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三高三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產品檔次低、銷售價格低、市場低端。原來的先發優勢在減弱，急需進行轉型。其次是社會結構轉型期。隨著二三產業的發展，大量農民進城，城鄉二元結構被沖破了，還出現新的社會階層。再次是社會矛盾凸顯期。浙江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隨著利益關系的變化和日趨復雜，社會矛盾逐步積累，開始發生一些群體性事件。最后是自然災害頻發期。2004、2005年臺風災害頻發，造成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
　　總的來看，浙江改革開放起步早，經濟社會發展中許多矛盾和問題先發早發，改革進入攻堅期，如何引領浙江這輛改革快車繼續行穩致遠，是習書記主政浙江時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新形勢新要求對習書記確實是嚴峻的考驗，但他非常冷靜沉著，牢牢把握大局，主動應對各種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他剛到浙江時在一次會議上講道：山越高越難爬，車越快越難開，但我有決心和信心把這一棒接好。2003年，習書記圍繞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親自開展了深化改革專題調研，全面深入系統地分析浙江改革發展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對進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在宏觀層面特別是政府層面進行改革；二是從經濟領域向其他領域推進，包括社會與政治領域；三是對外開放要不斷擴大，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與其他國家交往勢必更多更廣，這要求我們必須秉持更加開放的態度謀劃浙江的發展；四是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
　　“走在前列”是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書記向胡錦濤總書記匯報工作時，胡錦濤總書記對浙江提出的要求，內容主要是“1+3”：“1”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繼續走在全國前列；“3”是三個具體要求，分別是落實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推進黨的先進性建設走在全國前列。習書記根據胡錦濤總書記“走在前列”的要求，提出“干在實處”的工作方法，明確只有“干在實處”，才能“走在前列”。“走在前列”是目標，“干在實處”是方法，是工作態度。
　　2005年4月29日，習書記在省委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專題學習會上，明確提出要“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并且對如何“干在實處、走在前列”作出了具體全面的部署，這是習書記當時最真實、最直接也是最科學的想法。他講到，一是要歷史地認識“走在前列”的要求，二是要辯證地理解“走在前列”的要求，三是要全面把握“走在前列”的要求，切實把“走在前列”的要求體現到精神狀態上，貫徹到衡量標準上，落實到各項工作上。他最后講到，“走在前列”最終要體現在真正干出有益于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實事，真正建立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實績；要樹立一流的目標，追求一流的水平，創造一流的效益，干出一流的業績。這次會議之后，“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成為浙江發展的總要求，成為各級干部的自覺行動，全面貫徹落實到浙江各項具體工作中。
　　在這個總要求的指引下，浙江經濟社會實現了持續健康發展，從2003年到2006年，GDP年均增長14.0%，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采訪組：2015年5月，習近平同志回到浙江調研時又再次提到“干在實處、走在前列”。請您講講當時的情況。
　　潘家瑋：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調研，將“干在實處、走在前列”進一步深化為“干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他還提出了“兩個更”，一是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水平上更進一步，二是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更快一步，繼續發揮先行和示范作用。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成功舉辦，習近平總書記在峰會結束后，專門與浙江省委班子和杭州市委班子見了面。習近平總書記對峰會的成功舉辦感到很高興，同時提出：“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他對浙江寄予的這份厚望，對浙江的廣大干部群眾是莫大的鼓舞。
　　采訪組：請您談談對習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戰略”的認識。
　　潘家瑋：習書記來浙江工作后，怎樣在更高水平上謀劃浙江發展的戰略布局，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八八戰略”的提出有一個過程，之后又有一個在貫徹落實中深化豐富的過程，這個過程貫穿于習書記在浙江工作的全部實踐。
　　“八八戰略”是從調查研究開局的。2003年2月10日，在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上，習書記特別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講到事關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七個方面內容，一是關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二是關于建設經濟強省、打造文化大省、推進依法治省，三是關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四是關于“北接上海、東引臺資”，五是關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六是關于維護社會穩定，七是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出在這些方面要通過調查研究來深化認識。第二天，他主持召開全省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以狠抓調查研究為突破口，促進各項工作扎實有效地開展。習書記布置了一批調查研究題目，他親自帶頭，省領導都分工去做。
　　2003年6月18日，在全省“深化十六大精神主題教育，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電視電話會議上，習書記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八八戰略”的內容，會后從省委班子到各地反響都非常好。7月10日到11日，習書記就在省委第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八八戰略”，與之前提出的略有調整，因此我們一般就認定這一次為正式提出。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天的會議上，習書記圍繞發揮八個方面優勢和推進八個方面舉措，結合大量調研的實際，脫稿展開講了很多“插話”，原先準備的講話稿，這一部分只有3000多字，可他脫稿講了9000多字，整整多了三倍。這不僅體現了習書記的智慧結晶，而且充分顯示出“八八戰略”完全是習書記根據浙江實際制定的科學戰略。
　　說到“八八戰略”這個名稱，其來源也很有趣。當時習書記提出的是“發揮八個方面優勢，推進八個方面舉措”，結果基層的干部們在工作中將其簡稱為“八八戰略”，最后因為這個叫法簡潔明了、朗朗上口，全省一致都叫“八八戰略”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八八戰略”在浙江基層的認可程度和實踐深度。
　　可以說，習書記在浙江主政時，站在更高層次上全面系統謀劃了浙江發展的戰略布局，其中“八八戰略”是總抓手，“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是總要求，這兩者與其他幾個重大決策形成了有機統一的整體，充分體現了習書記在省域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實踐，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他治國理政系列重要思想的初步探索和前奏曲。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時，作了許多方面的改革探索，請您舉幾個例子。
　　潘家瑋：習書記在浙江非常重視改革創新，有幾項改革力度比較大，成效也很好。
　　一是國有企業改革。原來大家都以為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得好，國有企業相對比較薄弱。實際情況是，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大環境中，浙江的國有企業也在很好地發展壯大，也走在了全國前列。2004年上半年，習書記親自帶調研組深入省屬國有企業和杭州部分國有企業調研，啟動了以投資主體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省屬國有企業改革。他明確提出，在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中搞活國有經濟，積極探索國有經濟的多種實現形式，國有企業可以讓民營企業參股，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同時要健全國有資產監管體系。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有人主張把西湖邊一些國有賓館賣掉。習書記非常明確地表示，西湖邊上的賓館屬于稀缺資源，賣掉就買不回來了，類似這種情況的國有企業不能退出。當時他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的思路，現在來看是完全正確的。
　　二是民營企業改革。當時民營經濟無論在經濟總量還是財政稅收上都已經是浙江的支柱，民營企業下一步怎么發展，成為浙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問題。當時民營經濟還叫非公有制經濟或個體私營經濟，習書記專門讓我們研究是否應該正式提出“民營經濟”這個名稱。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在2004年2月3日首次召開的全省民營經濟工作會議上，習書記提出，民營經濟要通過“五個轉變”實現“五個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從主要依靠先發性的機制優勢，向主要依靠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轉變，提高民營經濟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從主要集中在傳統制造業和商貿業，向全面進入高技術高附加值先進制造業、基礎產業和新興服務業轉變，提高民營經濟的產業層次和發展水平；從主要依靠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向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轉變，提高民營經濟的外向發展水平；從現有的塊狀經濟、小規模經營，逐步向更高層次的集群化、規模經營轉變，提高民營經濟的集約化和規模化水平；從比較粗放的經營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質量、生態和遵紀守法的經營方式轉變，提高民營經濟的整體素質和可持續發展水平。習書記的講話，為浙江民營企業的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有力推動了民營經濟的轉型發展。也是在那次會議上，浙江正式提出了“民營經濟”的概念。民營企業家深切感受到習書記對他們的尊重、關懷與支持，努力按照新的要求推進轉型升級。
　　三是“兩山論”的提出。“兩山論”的提出是很有針對性的，當時很多人為了追求發展，認為環境污染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習書記說，他的理解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用綠水青山去換取金山銀山，就是只要金山銀山不要綠水青山；第二個階段是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第三個階段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習書記的話反映了當時我們大家認識的過程。后來，“兩山論”成為浙江發展的一把“金鑰匙”，特別是一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打開了一條新的發展思路，也打通了一種新的發展方式。如今，綠水青山成為浙江最引以為傲的“特產”與名片，在全國形成了標桿效應。
　　四是擴大浙江開放水平，主動接軌上海、全面融入長三角，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當時浙江的發展叫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一是浙江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缺乏，比如人多地少，幾乎沒有煤和金屬礦產資源等，企業生產所需的大量原材料，都要從省外乃至國外進來；二是做出來的產品也要廣銷海內外。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開放行嗎？習書記來了以后，高度重視接軌上海、擴大開放的問題，并專門讓我們政研室作了關于浙江人在外投資創業情況的調研。我們會同有關部門跑了很多省，得出一個大致的數字：有400萬浙江人在國內各個省、100萬浙江人在世界各地經商創業。通過這次調研，習書記提出要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反復強調要“北接上海、東迎臺資”，還提出了“地瓜經濟”論。習書記用地瓜比喻浙江經濟，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的塊莖始終長在根基位置，把外面的營養吸收起來又回到根部，意思是浙江人雖然在外干事創業，但仍然能很好地反哺浙江。習書記的這番話，對統一浙江廣大干部的思想、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要素整合、拓展浙江的發展空間，是很有幫助的。“浙商”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叫響的。2004年，習書記還專門給首屆浙江商人年度風云人物評選活動致賀信，充分體現出他對浙江開放、對浙商走出去的殷切期望。
　　五是成立浙江省委財經領導小組。財經領導小組這一機構，中央一直是有的，但省里建立這一機構的并不多。2003年4月，浙江成立省委財經領導小組，4月18日習書記主持召開 2003年度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之后基本上保持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的頻率，以此加強省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而且，在此之前，浙江是在每年中央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后，召開一次省委全會，把經濟工作議題納入其中，一起召開會議。從2004年底開始，全省經濟工作會議就單獨召開，體現了省委對經濟工作看得重、抓得緊，為推動浙江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六是提出“法治浙江”。2005年，習書記給我們出了一個調研題目：浙江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和醞釀，習書記在2006年4月25日省委十一屆十次全會報告中正式提出“法治浙江”的思想，強調一要深刻認識建設“法治浙江”的重大意義，二要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法治浙江”建設，三要扎實推進建設“法治浙江”的各項工作，四要切實加強“法治浙江”建設的組織領導。那個時候，習書記就把堅持黨的領導、黨委總攬全局和依法執政作為“法治浙江”建設的突出重點來抓。其他省從依法治省的角度都建立了領導小組，而且其辦公室都是放在司法廳、政法委，甚至放在省人大。我們也提出一個方案，建議把這個領導小組辦公室放在政法委或司法廳。但習書記提出，領導小組辦公室要放在省委辦公廳。我理解，“法治浙江”建設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放到哪一個部門，協調起來都容易出現扯皮、推諉等現象，放在省委辦公廳統一協調，力度大、效率高、最合適。
　　省委建設“法治浙江”工作領導小組的規格在當時省里所有領導小組中是最高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主要負責同志都是小組成員，幾個班子里面分管領導以及其他涉及的部門負責人也都參與。當時我已經到省委辦公廳工作，習書記對我說：“家瑋，你來當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主要做兩項工作，一是把每年的工作要點、領導小組會議作一個整體謀劃，通過調查研究提出建議；二是每年的工作要點確定下來以后，把重要工作分解下去，落實到各個部門。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定要做好統籌協調、抓好落實。”這項任務光榮而艱巨，我就按照習書記的要求認真負責地做好日常工作，努力推動“法治浙江”建設各項任務的落實。
　　采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的領導藝術。
　　潘家瑋：我從省委政研室再到省委辦公廳工作，確實對習書記的領導藝術有深刻的感受和體會。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沉著冷靜，具有很強的戰略思維。習書記統籌全局的能力很強，善于從全局角度、戰略高度謀劃大事。他以“八八戰略”和“干在實處、走在前列”為總抓手和總要求，對浙江工作進行總體戰略布局，充分反映出一種高瞻遠矚的戰略意識和戰略思維。在浙江經濟發展面臨轉型難題，社會矛盾、自然災害頻發的情況下，外界和內部的說法、疑惑很多，有的甚至說“浙江模式”已是窮途末路了。習書記非常冷靜，在幾次會議上都鮮明指出，浙江現在面臨的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根子就是粗放型的增長方式。我們就是要不斷解決問題，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他分析得很透徹，給大家吃了定心丸。
　　此后，習書記通過“八八戰略”打出一套組合拳，強力推進浙江改革進程，推動浙江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他還相繼提出了“兩鳥論”（騰籠換鳥和鳳凰涅槃）、“兩山論”（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統籌“兩種人”（市民和農民）、用好“兩個市場”（國際和國內市場）、發揮“兩只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等等，每個季度都召開專門的經濟形勢分析會，及時把握浙江經濟發展趨勢，不斷向正確方向行進。
　　二是高度重視調查研究。2003年省委理論中心組第一次學習，習書記就以調研為題開展討論，會后出臺了關于調查研究規范化制度化的意見。在每一次重大決策部署之前，他都要作大量調查研究。除了自己到各地調研外，還要求各部門有計劃、有專題、有針對性地開展調研。省委常委、副省長每年年初分工主持重點調研課題，有關部門參加，搞調查研究，這些調查研究基本上成為省委重大決策部署和重要政策文件的重要來源。
　　我們政研室當時也搞了不少調研活動。習書記專門強調，政研室的調研要注重提高“四性”：一是提高調查研究對象的廣泛性，二是提高調查研究內容的針對性，三是提高調查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四是提高調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習書記這番話，不僅是對我們政研室的同志們提出要求，對整個調研工作也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遇到一些專項問題，他都會充分聽取專家意見，決策以后狠抓落實，而且是一抓到底。貫徹落實過程中，他還會再調研，了解決策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什么問題，有哪些需要深化完善的地方等等，再反過來進一步促進決策的有效落實。
　　比方我剛才講到的，“八八戰略”的提出就是習書記善于調查研究的典型范例。從2002年10月習書記到浙江，到2003年7月10日他完整提出“八八戰略”，一共是272天，除去周末和法定休息日以外，一共是187個工作日。這其中，習書記到各地各部門調查研究的時間是61天，占工作日的32.6%，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到2004年初，他的足跡已經遍及浙江的各個縣（區、市），有些地方還去了多次。習書記后來提出，當省委書記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當市委書記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縣委書記要跑遍所有的村，這不是一句空話，他自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還有一次，2006年3月，我剛從政研室調到辦公廳工作，習書記把省委秘書長、我，還有幾個相關同志叫去開會，交代我們在全國兩會期間要組織辦公廳干部下去搞調查研究，主要了解省委決策部署的落實情況，下面有什么反映和建議，落實當中還有什么問題等。我們分明察、暗訪兩方面人員，每個市一個組，大約五六十人，所有調研費用全部拿回辦公廳報銷，不準由基層“買單”。這一次調研，我們寫了1個總報告、13個分報告，共9萬字，習書記看得非常仔細，每份報告上他不僅劃出很多重點語句，而且還在空白處作批注。辦公廳督查室把這些內容都作了梳理，根據內容類別分解到各個部門去落實。從2006年開始，每年全國兩會期間省委辦公廳都會組織干部下去調研，一直堅持到現在。
　　三是心里始終裝著老百姓。習書記很重視群眾意見，總是盡最大努力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這和他在七年知青歲月中與基層百姓培養出的深厚感情有很大關系。2003年，習書記要求建立為民辦實事的長效機制，先是親自主持到基層調研，隨后省委專門發文件，規定黨委政府每年要做10個方面的民生實事。從2004年省兩會開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每年要辦10大民生實事。這10大民生實事，一開始是政府根據調研情況安排的，后來根據征求的群眾意見安排，并在次年兩會上，省政府要就這10大民生實事進展情況，向省人代會報告。這個制度也一直堅持到現在，推動了很大一批百姓民生問題的解決。
　　浙江臺風災害多發，習書記來了以后，反復強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最重要，抗臺工作要以“不死人、少傷人”為原則。安排群眾轉移時，普通老百姓都有故土難離的思想，又舍不得放棄家里的財產，有的老百姓拽著自家的房門，怎么都不肯走。習書記常說，寧愿聽老百姓的罵聲，也不要聽老百姓的哭聲，必須盡一切辦法做好災區群眾轉移工作。這也充分體現了他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四是勤奮學習，嚴于律己。習書記理論功底深厚，知識淵博，書看得很多。他在調研和聽匯報時，都非常認真地記筆記，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待辦事項和需要他親自去抓的事情，他都很快記在筆記本上，一項項很清楚。習書記每天都有大量材料要看，但從不敷衍了事，在辦公室或回家后工作到凌晨1點是經常性的情況。習書記對自己要求嚴格，對親屬要求更嚴格，他幾次在省紀委全會上講，他在浙江工作，家里任何人都不能到浙江來做生意。他還對我們說，誰自稱是他家人，打著他的旗號謀私利，馬上去紀委報告。別看他對家人要求非常嚴格，但待人非常真誠寬厚，很重感情。有一年，他在正定當縣委書記時的一個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到浙江來找他，習書記專門請他吃飯聊家常，一點也不敷衍。那一次我們也坐在旁邊，習書記的誠懇待人、平易近人，讓我很受感動也很受教育。
　　2007年，習書記離開浙江去上海工作，浙江的干部都十分不舍。這種不舍，源于大家對他由衷的欽佩和敬仰。他以高超的智慧和高遠的謀劃，帶領浙江成功實現了經濟的轉型發展，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今天，每當看到總書記在中央層面推出一項項改革措施，并且從頂層設計到推進方案一步步抓在實處、干在實處，我們心中都堅信，他一定能夠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