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王永昌，1953年1月生，浙江金華人。2002年3月，任紹興市委副書記、市長。2004年5月，任紹興市委書記。后歷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16年4月退休。
　　采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路 也
　　采訪日期：2017年9月17日
　　采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采訪組：王主任您好！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您曾先后擔任紹興市長和市委書記。請您首先講講當時他對紹興的評價是怎樣的？
　　王永昌：紹興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習書記對紹興發展方向的指導，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從文化開始談起的。2003年1月20日省兩會期間，習書記出席紹興代表團的討論會。他講道：“紹興有很多典故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今天，我們弘揚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精神，就是要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臥薪嘗膽，艱苦奮斗，努力譜寫新時期的‘膽劍篇’。紹興這塊土地曾經在歷史上創造了輝煌，相信將來能夠創造更大的輝煌。”這篇講話雖然不長，但給在場的干部和代表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覺得習書記一定看過很多書，具有很高的人文素養。紹興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小黃山文化開始，至今已有約9000年歷史。即便從公元前490年越國定都算起，紹興也有2500年的建城史，在浙江乃至全國都是歷史最為悠久的城市之一。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習書記用短短十來分鐘的講話，將紹興歷史的精華概括為“膽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那時，我就感到，習書記很善于挖掘地區的歷史文化價值，重視把紹興當地的歷史文化繼承并發揚光大，讓傳統文化為新時期的發展服務。
　　后來，習書記又多次闡述“膽劍精神”。在2003年7月16日召開的紹興市新一屆市政府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我根據習書記在年初省兩會講話的內容，作了以“發揚膽劍精神，譜寫新時期的膽劍篇”為主題的講話。習書記在這篇講話稿上批示：“希望你帶領紹興市政府一班人，按照胡錦濤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結合紹興實際，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扎實工作、勤政為民，譜寫好新時期的‘膽劍篇’。”2004年8月24日，習書記聽取紹興市委、市政府工作匯報后，再次強調在新時期弘揚“膽劍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要進一步把廣大基層干部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要大力弘揚‘膽劍精神’。過去有一部歷史劇《膽劍篇》，專門描寫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奮發有為，這種精神很好。越王勾踐生于紹興，紹興更要發揚‘膽劍精神’。紹興正是因為弘揚了這一精神，才從一個農業小城發展成為今天這樣的工業新興城市、全面發展的城市。要繼續發揚這種精神，使之成為加快發展的不竭動力。”
　　習書記的這些指示給我們極大的鼓舞。2004年我擔任市委書記后，就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膽劍精神”大討論，主要討論新時期“膽劍精神”的具體內涵，以及如何結合工作將“膽劍精神”落到實處。通過大討論，既傳承了紹興悠久的文脈，又給紹興的歷史文化賦予新的精神特質，同時激發了干部群眾克服困難的勇氣，為紹興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精神動力。
　　采訪組：當時紹興在經濟發展方面遇到了哪些問題？在“膽劍精神”指引下，你們是如何貫徹落實“八八戰略”，實現轉型發展的？
　　王永昌：習書記剛到浙江工作的時候，全國正處于經濟發展過熱的時期，土地、煤炭、電力等生產要素供應緊張，2004年，國家進行了宏觀調控。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紹興乃至浙江的發展速度開始下降。我們都很擔心，經濟降下來，會不會降得太多？以后還能不能回升？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難題。
　　在這個時候，習書記對紹興再次強調要發揚“膽劍精神”的要求。我理解，他就是希望紹興將歷史與現實相結合，把這種精神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八八戰略”、推動紹興率先發展、富民強市的強大動力，就是要求我們既要臥薪嘗膽、奮發圖強，還要敢作敢為、創新創業，把紹興人精明務實的性格與大氣開放的氣度結合起來，譜寫新時期的“膽劍篇”。
　　習書記把當時的經濟發展局勢看得非常透徹、全面。他認為，過去那種缺地了批地、缺煤了找煤、缺電了發電的做法，只是解決表面一時的矛盾，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中央的宏觀調控和經濟速度的下降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浙江可以借這個機會，淘汰落后產能，重點扶持一些新興產業，變被動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以此倒逼浙江產業轉型升級。習書記通過到各地市深入調查研究，在2003年7月召開的省委第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全面系統總結了浙江發展的八個優勢、提出了面向未來發展的八項舉措，簡稱“八八戰略”。這個戰略從浙江工作全局的角度，聚焦如何發揮優勢、如何補齊短板，為解決發展中產生的問題、保持經濟快速協調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推進“八八戰略”實施中，習書記還針對各地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具體發展策略。2006年1月18日，習書記在與參加省十屆人大四次會議的紹興代表團代表交流時，對紹興作出這樣的評價：“紹興的工作是很不錯的，省委是滿意的。紹興在全省處在一個很醒目、很招眼的位置。我們講綜合實力排名，是杭、寧、溫、紹，紹興在全省的位次，跟浙江省在全國的位次差不多，是第4位。紹興處于這個位次確實是不容易的。我經常講，來浙江工作之前，對紹興的印象就是，紹興是一個歷史文化名城。一提到紹興，就想起江南水鄉，想起烏蓬船、黑氈帽，想起魯迅，想起閏土，想起茴香豆、孔乙己。到了浙江，一些去過紹興的人跟我說，紹興是一個新興工業城市，是一個民營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經濟特色非常鮮明。來了以后，感覺確實如此。紹興我來得不少，去年就來過5次，累計24次，方方面面都看了。總的體會是，紹興很不錯，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協調，形成了自身發展優勢，是浙江引以為豪的地方。現在，紹興提出要‘率先發展、統籌發展、和諧發展’，這是一個目標。”
　　要實現“率先發展、統籌發展、和諧發展”的目標，首先要了解自身的優勢和短板，思考怎樣取長補短。紹興當年化工、紡織業比較發達，有好幾家龍頭上市企業，但從全國范圍來看，紹興的化工紡織技術并不是最先進的，產品競爭力較弱。針對這種情況，習書記在多次調研后指出，紹興的工業雖然比較發達，但地理空間有限，且緊鄰杭州、寧波，要從紹興的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發展規模工業。他認為，大型化工和紡織企業較多是紹興的發展優勢，要進一步保持這個優勢。企業有做大做強的意愿是好事，政府應當積極培育支持，但企業也不是越大越好，不應當一味追求航空母艦式的企業。現在這些企業遇上了“成長的煩惱”，就會有一個“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的過程。一方面，企業要靠自身的努力升級，創造更多發展機會，推動現有企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要“跳出浙江發展浙江”，順應工業的空間梯度轉移規律，引導一些不再適應紹興經濟發展的產業往內地轉移，同時扶持其他新興產業的發展，而不是“一條路走到黑”。
　　省委作出“八八戰略”決策后，紹興市委及時傳達、學習和貫徹。2004年7月下旬，我們舉辦了專題讀書會，深刻領會“八八戰略”的內涵、實質和重大意義。7月底，市委又召開五屆三次全會，就貫徹落實“八八戰略”作出全面部署。根據習書記的要求，我們還成立了工作小組，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進行全面梳理，并在全市范圍內召開了企業大會，與上千家企業一起，共同商討如何在習書記“八八戰略”指引下落實宏觀調控，加快轉型升級，推動科學發展。后來，我們將習書記的“八八戰略”以及他針對紹興實際情況作出的戰略部署進一步細化，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我們提倡當地企業與其他省市的龍頭企業進行配套整合，不再單純追求企業的大而全，而是因地制宜辦企業；我們鼓勵企業進行創新，在推動科技創新、打造科技型企業的同時，基于原有技術和設備開發新產品，進行產品創新、品牌提升；我們還改變了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不再以總的產量來論英雄，而是以實際產出的效率來衡量地區發展，而且鼓勵和扶持高科技企業。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開始有意識地培養企業家隊伍。發展最后還是要靠人，我們組織紹興的干部和企業家一同赴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學習考察，集中學習和落實習書記提出的方針政策，邀請企業家列席旁聽一些與當地經濟發展相關的會議，通過把紹興企業家的思想統一到習書記的“八八戰略”上，扭轉了人們心中固有的落后觀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2004年8月的一次調研中，習書記高度肯定了紹興在貫徹實施“八八戰略”上作出的努力，并對我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你們一氣呵成，步步為營地抓下去，因為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八八戰略’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是今后方向性的、長期的任務，必須不斷夯實基礎，不斷深化發展。”
　　采訪組：您剛才提到“騰籠換鳥、鳳凰涅槃”，就您了解，習近平同志當時有哪些精彩論述？
　　王永昌：2006年1月18日，習書記參加省十屆人大四次會議紹興代表團討論時的一番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決定著今后經濟發展的走向，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重要時期，所以要有緊迫感。不是說這個事‘逼’過來了，我們才這么做。但是，確實‘逼’過來了，我們就要采取‘倒逼’機制，不能由于逼過來了，就把我們逼垮了、壓垮了。即使有陣痛，也不能有驕、嬌二氣，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順應這個形勢。你跟規律去斗，是斗不過的。有的人斗不過規律，于是就怕，臨陣脫逃，這也是不對的。應該學會適應，學會掌握規律。無論生物進化，還是人類歷史的發展，都是一個不斷順應規律的過程。人類進化到這個程度，人長成這個樣子，都是適應的結果。”
　　習書記對我們講，什么事都有辯證關系，如果因為資源條件受到約束，就索性“鳥去籠空”，是不可取的。應該摒棄這種消極態度，主動借機“騰籠換鳥”，運用倒逼機制，養出吃得少、下蛋多、飛得高的“鳥”，才是大好事。他說，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資源、能源都消耗不起，不能走資源能源消耗型、經濟附屬依賴型的發展道路，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就必須有自主創新能力，必須有自力更生精神。所以，他提倡我們浙江不但要加快推進“騰籠換鳥”，而且還要實現“鳳凰涅槃”。“鳳凰涅槃”是一個創新的過程，是一種浴火重生，是一種脫胎換骨。“騰籠換鳥、鳳凰涅槃”都是一個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過程。當然，“鳳凰涅槃”更側重創新。
　　習書記用“騰籠換鳥、鳳凰涅槃”八個字形象地說明了“轉方式、調結構”的重大意義和方向路徑。他的這些思路和理念，有力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爬坡過坎，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
　　采訪組：紹興在落實“八八戰略”、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過哪些突出問題？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舉措？
　　王永昌：在貫徹實施“八八戰略”過程中，我們和其他兄弟地市一樣，也遇到了很多發展中的問題。其中，接待基層群眾上訪一直是老大難問題。有一次，我跟隨習書記一起陪同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到紹興楓橋考察。在去往楓橋的路上，突然有一個上訪群眾擋住了去路。領導調研的路上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市委感覺壓力很大，臉上也無光。沒想到習書記很體諒我們，說：“發展中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矛盾，群眾在領導考察期間上訪，出現這種情況也是難免的。關鍵是要做好工作，弄清楚情況，把工作做得更實。”
　　在化解基層矛盾、構建和諧社會上，習書記不僅提出要求，而且實實在在地將各項工作落在實處。2004年，習書記提出建設“平安浙江”的重大戰略構想。我們紹興結合自身特色，將推廣“楓橋經驗”作為構建“平安浙江”的一個抓手。所謂“楓橋經驗”，就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紹興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基層治理經驗。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推進，生產要素和人口流動性增大，人口素質提高，群眾法制意識增強，有些干群矛盾比過去更加突出，社會矛盾也出現一些新特點。針對這些情況，習書記帶領我們轉變理念和思路，賦予“楓橋經驗”新的時代內涵。他一再向我們強調：“要始終把握住‘楓橋經驗’的核心，就在于努力減少矛盾，矛盾產生了以后要及時化解，無論‘楓橋經驗’的形式和具體內容隨著時代怎么改變，這種服務群眾的宗旨永遠不能變。”
　　紹興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矛盾，新昌當年發生的一起群體性事件就是典型。群體性事件發生后，中央領導很快作出批示，紹興的干部深感內疚，一方面拎著“烏紗帽”如履薄冰地工作，另一方面也覺得，如果事態進一步擴大，不利于地方經濟發展，對不起人民，更對不起習書記對我們的信任，大家壓力都很大。
　　針對全省出現的幾次環境事件，習書記體現出超強的運籌帷幄、統攬全局的能力。他有針對性地專門召開了省委常委會，在會上詳細觀看了相關錄像，并聽取匯報。他說，應該站在整個社會發展進程和工業化進程的全局視角來看待環保事件。浙江因為工業化發展較快，發生這類事情，也是因為過去幾十年環境惡化積累的結果，有它的必然性。但同時，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到位，就可以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接著，習書記詳細闡述了接下來應該怎么做，并一再強調，要秉承“一切為了老百姓”的原則來處理環保事件。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習書記的這番話，讓我們放下了思想包袱，明確了接下來的工作目標和工作方法，一下子有了“主心骨”。當天晚上，紹興市委連夜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只有一項議題，就是學習習書記的講話，把大家的認識統一到講話精神上來。
　　緊接著，我們一鼓作氣，采取多種措施來控制局面。首先是抓思想，用習書記講話精神統一整個新昌和嵊州基層干部的思想；其次是組織工作隊伍，深入企業、群眾，挨家挨戶地做工作；再次是關停企業生產環節中產生污染的部分，造成的損失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承擔；然后是組織企業和周邊的村民締結友好關系，村民對企業生產進行監督，企業自覺接受監督，還資助村民定期進行免費體檢；同時，對新昌開展全面治理，對企業排污狀況進行全面排查整頓。一套“組合拳”下來，我們在習書記確定的基調下，化被動為主動，妥善處理了群體性事件。
　　這起群體性事件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向習書記作了報告，并希望他抽空來視察一下。習書記并沒有很快答應下來，他先讓省委辦公廳紹興籍的工作人員趁假期回家探親的機會深入基層了解情況，當得知確實如我匯報的那樣，不僅把問題處理得很好，而且矛盾雙方還締結了友好關系，他才欣然前往視察，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表揚肯定，并提出了新的要求。通過這次群體性事件，我們對習書記更加欽佩了，他總是站在歷史進程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當全國上下都關注經濟發展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生態環境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出“生態浙江”的發展理念；在突發事件的危急關頭，他能沉著處置，替大家卸下包袱，自己擔起責任，帶領干部群眾堅定向前。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百姓，他的心中時時刻刻想著人民。
　　采訪組：請您再詳細介紹一下，習近平同志是怎樣挖掘紹興歷史文化價值、發揮歷史文化優勢的？
　　王永昌：前面我講到了，第一次見到習書記，就感覺到他很善于挖掘地區的歷史文化價值，后來的工作也證實了這一點。2005年5月17日，他率領省委分管文化建設的有關領導和省直廳局領導，專程來紹興調研文化工作。考察途中，他對我們說：“在浙江省的這些城市中，紹興建城最早，歷史名人最多，毛主席就曾講紹興是‘鑒湖越臺名士鄉’。紹興歷史文化積淀十分深厚，可以說，紹興是浙江的‘羅馬’。”聽到習書記對紹興的這一評價，我感到很震撼，看似簡單的一個概括，不僅進一步廓清了紹興的歷史定位，也飽含著他對紹興未來的期待。
　　從那以后，紹興就一直沿著習書記指出的道路，努力挖掘本地的歷史文化名人和歷史文化故事，讓紹興成為浙江的“羅馬”。大禹的故事就是比較典型的一個。大禹治水是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傳說大禹死后安葬于會稽山上，也就是今天的紹興。我國歷史上水患頻發，從夏啟開始，歷代帝王都會親自或派大臣祭祀大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也定期開展祭拜大禹的活動，但因為中央和省里強調要減少節會，所以只是一年小祭，五年中祭，十年大祭。2005年5月那次考察，習書記了解到這個情況，就很堅定地說：“大禹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禹故事家喻戶曉，大禹精神是要世代傳承弘揚的。有的地方沒有什么歷史話題，都在拼命翻歷史做文章，而你們紹興是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你們要年年祭大禹，要辦好這個祭祀活動。”他還說：“祭大禹不只是一省一市的事，它本身就是國家層面的，起點高、影響大、意義深。我們要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要祭拜大禹這種科學治水的精神，祭拜他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家國情懷，發揮好大禹精神的現代意義。”聽了習書記的這一指示，我們如夢方醒，也感到更有底氣了。現在我們年年都舉辦祭拜大禹的活動，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習書記在挖掘紹興歷史文化價值方面，不僅僅是指明方向、解放思想，還將文化建設融于干部隊伍建設的方方面面。還是在2005年5月這次考察中，習書記在路上問我會不會背誦《蘭亭集序》。我如實匯報，《蘭亭集序》的創作背景和基本內容大致是了解的，開頭幾句基本能背，但全文背不下來。于是，他就讓我能背幾句背幾句。我背了幾句，還是有差錯。當時我覺得挺尷尬的，但習書記很平易近人，主動為我解了圍。接著，他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今天的發展是過去歷史的延續。作為一地的黨政領導，一定要了解當地的歷史沿革、歷史文化、歷史人物和傳統經典名篇，有些還要下功夫背誦，把這些作為當地的文化名片。紹興歷史文化深厚，歷史名人薈萃，是我們今天發展十分寶貴的資源。”他還特別指出，《蘭亭集序》《釵頭鳳》這兩篇作品的寫作地點就在紹興，要求我們把這兩篇作品能背下來。從那天開始，我把《蘭亭集序》和《釵頭鳳》打印了好幾份，分別放在辦公桌、床頭和公文包里，一有空就拿出來背上幾句，最終背了下來。
　　2015年5月，習書記擔任總書記后第一次回浙江視察。5月27日，在聽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匯報后，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到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文化建設時，他突然指著我說：“永昌同志，我當年要求你們紹興黨政領導要會背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和陸游的《釵頭鳳》，你們都會背了吧？”我聽了趕忙站起來報告：“總書記，按照您的要求，我們都下功夫背下來了。”他笑著點了點頭。這件事情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沒想到十年前的事情他還記得。我想除了他記憶力好之外，更重要的是，習書記一直都記掛著紹興的發展。也說明在他心中，領導干部一定要了解當地歷史文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現在回想起來，習書記是想通過背誦這種方式，讓大家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名人，激勵地方領導干部提升人文素養。現在，每當我們向別人介紹起紹興的時候，總會有說不盡的話題，對紹興歷史文化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我覺得，后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自信”，一個重要內涵就是領導干部要熟悉所在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并想盡一切方法使之發揚光大。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永昌：習書記有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堅定的理想信念。有一次，談到黨內腐敗問題時，習書記對我說：“我們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就是要為黨和人民而奮斗，不怕犧牲我們自己，如果我們都不為黨奮斗犧牲，誰還會為黨奮斗犧牲？”他的理想信念和奮斗精神之堅定，不是我們常人能夠想象的。
　　習書記有很強的規矩意識，凡是省委作出的部署，他都非常注重貫徹落實的實效。我舉一個習書記談防止“南轅北轍”的例子。2004年8月24日，習書記來紹興作專題工作調研，聽取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所作的工作匯報后發表了長時間的講話。他說：“省委的決策，是中央方針、政策在浙江的具體化，各級地方黨委、政府應堅決貫徹落實。我們不是看你平常講幾句表態的話，也不是看你平常在那里不亦樂乎地忙，我們要看你是不是忙在上級重大決策的貫徹落實上，看你是不是忙到點子上。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針你沒有認真貫徹執行，對省委的決策決議你心不在焉，然后說我忙了很多東西，這叫做‘哪壺不開提哪壺’，甚至是南轅北轍。”
　　他講道：“一個決策決議的實施執行有一個過程，不是輕而易舉的，要真正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識，切切實實地抓起來，必須做很多落實的工作。一個木匠拿錘子釘釘子，那釘子不是一錘子釘進去的，得打幾錘子才能把釘子釘到墻上去。抓落實也是這樣一個過程。對下面的同志，對各級黨組織抓落實，要聽其言、觀其行。抓落實不能滿足于會議部署，要督查、反饋以及開一些經驗交流會，總結、再總結，部署、再部署，經過幾個回合、幾個過程，才能把一件事貫徹落實下去，這是一個規律。永昌同志的匯報能講到這個程度，表明必須干這么長的時間，才能有這么深的體會。否則，那也只是一個表態性的發言。我在一次會議上講過一個觀點，貫徹落實上級決策，有一個過程。第一步，就是大家對上級的決策部署，有響應比沒響應好。我曾到某個地方去調研，當地領導匯報當中只字不提‘八八戰略’，我說我就是來檢查這項工作的，你匯報了半天都不給我匯報這項工作，這幾個月你在忙什么呀？我就講得很不客氣。所以，從沒響應到有響應，有一個過程，只有在腦子里有位置，對上級的決策部署才會有回應。現在，我很高興地看到，各級對省委的決策部署都有回應。有的是上午開了會議，下午就有信息來了，說已經貫徹了。這首先要肯定，但在肯定的基礎上，還要想想真正落實了沒有，這就是第二步，不要形成‘雷聲大雨點小’或形式上的回應，關鍵還要看是否真抓實干了。”
　　習書記在講話中對我們貫徹落實“八八戰略”的舉措也給予肯定：“紹興在這方面是做得好的，一個是態度堅決，另一個是行動扎實。你們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全委會，另一個是讀書會，這對統一思想是有好處的。再一個，你們的具體舉措有針對性，是結合紹興實際的。中央的決策要貫徹，在省里就具體化為‘八八戰略’。省委的‘八八戰略’要積極貫徹落實，要變為紹興自己的東西。是不是跟上級的東西一脈相承，是不是掌握了上級精神的實質，是不是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一看一聽就知道了。”
　　習書記的這一重要講話，給我們黨政領導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黨課和領導方法課，給我們許多深刻的啟示。作為黨的一級組織的負責人，要同黨中央和上級黨委的決策保持高度一致，并結合當地實際扎扎實實地貫徹落實好，工作忙要忙到點子上，干要干到關鍵處，切不可自以為是，自搞一套，要防止南轅北轍。
　　在這次講話中，習書記還講到另一個要防止的“南轅北轍”現象，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指出：“我們要切實抓好生態建設。浙江人民不能生活在一個被污染的環境中。江南煙雨、山清水秀，本身是一幅美不勝收的景象。浙江不能因為工業發展了，就破壞了這種生態環境。如果環境破壞了，也就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意愿。本來，我們發展經濟，就是為了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好的生活。如果工業發達了，環境污染了，群眾受害了，這不是南轅北轍嗎？本來想造福群眾，結果是群眾遭殃。過去的發展往往不夠重視這一問題。”
　　習書記說，保護生態不僅僅是保護環境，實際上也是發展生態經濟。他回憶起有一次省黨政代表團去四川考察的經歷，四川省除了成都等地工業企業比較集中，其他地方可以說都是“農業社會”。從一定意義上講，越原始、越自然，就越有商品效應、商品價值，像九寨溝等地都可以開發生態旅游。他強調：“生態即產業，生態即經濟，生態即資源。環境保護得好不吃虧，越保護得好就越有經營價值。因此，我們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抓好生態建設，走循環經濟、資源節約型的發展道路。”
　　第一個要防止的“南轅北轍”，是講要學習貫徹落實中央和上級組織的決策部署，而不能自搞一套，自行其是。第二個要防止的“南轅北轍”，不僅講的是生態觀，而且是講我們的決策和工作一定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造福百姓，而不能讓百姓遭殃。這就告訴我們，一個合格的、有作為的黨政領導，要吃透上級精神，在此基礎上為百姓謀福祉。要時刻警惕出現兩個“南轅北轍”，才能避免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害。
　　習書記還十分注重調查研究。他是一個很務實的領導，經常通過各種渠道調查研究。以紹興為例，他在浙江工作期間，曾先后到紹興考察指導工作30余次。每次謀劃一件大事，出臺一些重要文件之前都一定會開展主題調研。提出建設“文化大省”之前，他調研了紹興的歷史文化；提出建設“平安浙江”之前，他調研了紹興“楓橋經驗”。也正因為這些深入基層的調研，習書記講出的話接地氣，經他手出臺的文件行得通，他謀劃的大事做得成。
　　習書記有著豐富的閱歷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功底。和他聊天對話的時候，總會在不經意間感受到一股強大的氣場，給人“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感覺。同時，他又很有親和力，說話也很風趣幽默。記得他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我到北京看望他。他當時給我講，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是世界文明中最璀璨的一顆明珠。他認為，我們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來引領和指導中國傳統文化，將其發揚光大。
　　我和浙江的干部群眾一樣，對習書記充滿敬意。他對基層情況熟悉，對我們干部群眾很了解很關心。2015年5月27日下午，他回浙江視察工作期間，親切接見了我們。在同我握手時，總書記微笑著說：“永昌同志，你是個哲學家啊。”雖然是一句帶有鼓勵性的話，但沒想到這么多年過去了，黨和國家大事又十分繁重，他還記得我們這些基層干部的履歷情況，記得我是哲學博士。我將永遠銘記總書記的親切關懷，激勵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盡力為黨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雖然從這次見面后，我只能在電視里和報紙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每每聽到他的消息，我依然覺得非常親切，也就更加想念他在浙江謀篇布局、揮斥方遒的日日夜夜，想念他帶領我們“干在實處，走在前列”的那段崢嶸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