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不是每個村莊都要振興？

我國城鎮化正在推進，農民進城還是大趨勢，一些村莊會衰敗消失，這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進程，我們要客觀面對。

那么，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如何科學合理投入資源要素，最大限度避免“打造盆景”的短期行為和“撒胡椒面”的無效投資，就成了一個亟需審視的時代命題。

在廣袤的鄉野大地上，鄉鎮如同一個個結點，通過行政管理、公共服務和商品流通把十里八鄉的村莊有機地連在一起。推動資源要素向鄉鎮匯聚，可以更好地產生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有利于形成帶動鄉村振興的龍頭，進而實現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統籌銜接。

近年來，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為破解日漸突出的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農業兼業化等難題，以農業社會化綜合服務體系建設為突破口，將鄉鎮打造成鄉村服務中心、經濟中心和治理中心，走出了一條鎮強、村興、民富的好路子。

興村為何要強鎮？

黃海之濱，昆崳山旁，坐落著因秦始皇東巡“召文人登山”而得名的文登。從鄉鎮企業發展浪潮中的“膠東一條龍”，到現在的“全國工業百強區”，文登素以工業實力強勁著稱。

良好的經濟形勢，卻無法掩蓋日趨嚴峻的“三農”問題：2017年，文登農民老齡化水平超40%，半工半種勞動力占40%，土地撂荒面積達10%，集體經濟薄弱村占比近35%……

這已經不是發展“短腿”的問題，而是“斷腿”的危機。文登區委、區政府警醒地意識到，不能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立足當前、著眼未來，拿出一套“三農”整體解決方案。

“未來農村會是什么樣？”黨的十九大閉幕后一周，文登區委召開的鄉村振興務虛會形成了這樣的認識：農村會變成一個田園綜合體，少量職業農民從事農業生產；聯通十里八鄉的鄉鎮，會變成農業生產服務、農產品加工流通、鄉村文化旅游等產業鏈延伸從業人員的聚居地。

這一判斷是符合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因為并不是所有村莊都能擁有特色優勢資源，一部分村莊最終會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對小農戶的替代。而鄉鎮以其連城帶村的結點地位，最有條件成為農村地區生產生活的“最后堡壘”，承載集聚人口、資源、要素的梯度轉移。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只盯著鄉村看，要把鄉鎮擺在主要支點位置進行統籌安排。”文登區委、區政府認為，如果鄉鎮是破敗的，就無法形成中心引領的集聚效應，鄉村振興可能是零散的，甚至是徒勞的。

然而，如同全國大多數鄉鎮一樣，在歷經取消農業稅、機構精簡、鄉財縣管等改革后，文登各鎮也存在著職能弱化的問題，輻射帶動能力不足。

思考深一層，行動先一步。文登將“鎮村統籌”作為鄉村振興的先導性工程來抓，區財政拿出1億多元引導資金，撬動各鎮完成投入10億多元，全面提升鎮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人居環境整治和公共服務保障水平，增強對產業、人口的承載能力。

按照“以鎮聚產、以產興鎮”的思路，文登大力推進鎮級工業產業園以及集標準化種植、多元化加工、現代物流交易于一體的三產融合功能區建設，打造了“跨貿小鎮”“漁港印象小鎮”“櫻桃谷小鎮”“康養文旅小鎮”等一批特色小鎮。

產業的興旺，增加了人氣。文登進一步著力發展鎮區商業街區，建設農村綜合商貿服務中心，鎮里曾經冷清的街道慢慢熱鬧起來，商業氛圍也越來越濃。

日益振興的鎮域經濟，在重塑著文登的城鄉關系，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提供了有力抓手。這也使得文登鄉村振興之路，從一開始就帶有“強鎮引領”的鮮明導向。

服務中心如何打造？

美好的設想，只有落成現實才會產生價值。對于文登來說，解決好“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是鄉村振興工作的首要任務。振興起來的鄉鎮，怎樣才能帶動鄉村邁好這第一步呢？

試點先行、典型引路，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為杜絕“堆大戶”“造盆景”，探索出更具推廣意義的模式，文登這“第一步”邁在了高村鎮。

高村鎮是一個傳統農業大鎮，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土地撂荒問題嚴重。“外面的人進不來，村里的人搞不動”——土地細碎化，流轉難度大，吸引不到社會資本；村集體經濟薄弱，村民老齡化程度高、組織化程度低，也無力推進規模化經營。

村里的困局，在鎮里找到了辦法。2017年11月，高村鎮試點打造鎮級農業社會化綜合服務中心，探索一攬子問題解決方案。文登區農業農村局局長姜宗浩，當時正擔任高村鎮黨委書記，參與了服務中心的模式設計，為記者細數了其中的創新要義：

“地往哪轉？”——由村黨支部牽頭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黨支部書記擔任合作社負責人，利用地緣人緣優勢開展土地流轉；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將土地集中到服務中心平臺上，由中心統一對外“招商”，以村為單位推進適度規模經營。

“怎么服務？”——服務經營一體化，是服務中心的“生命力”所在。鎮政府將經管、農技、農機等站所集中搬到中心辦公，實現群眾“進一扇門，辦百樣事”；鎮政府領辦的高田農業公司入駐中心，負責引進優質社會化專業服務組織，提供農資供應、農機植保、烘干倉儲等經營服務業務。中心所具備的鎮域規模優勢則形成了有力的議價權，可實現物資采購、作業服務的“物美價廉”。2018年，僅農資直供就為平臺用戶節約了116萬元。

“地該咋種？”——“招商”而來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只需與中心對接，就能享受全鏈條服務，“拎包”即可開展生產經營；對暫時沒能“招商”的土地，由中心委托給高田農業公司統一墊資耕作，該公司提取土地凈收益的10%作為利潤，剩余收益歸土地股份合作社。

“錢從何來？”——“招商”出去的土地在進行規模化整理后，會有“兩個溢出”：因邊溝田埂平整形成的面積溢出，增幅一般在10%-15%，收益歸村集體所有；因土地連方成片耕作條件改善形成的價格溢出，收益由村集體和村民三七分成。其中，涉農財政資金投入形成的價格溢出部分，則設置為“公益股權”，收益歸村集體所有。

“人到哪去？”——鼓勵村黨支部組建勞務合作社，服務中心將脫離耕作的農民組織起來開展技能培訓，按建筑服務型、社會服務型等5大類20個小類進行能力標注，實行一般工、熟練工、能手的定級管理，打響了“高田勞務”的勞務中介品牌。

細究這一模式，我們可以發現：服務中心得以運行的邏輯起點是，村黨支部領辦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能把土地流轉起來。可實際上，由于存在自然災害、價格波動等風險，土地流轉推進較慢。

為此，文登區以服務中心平臺為主體，與太平財產保險公司簽約，創新推出了全國首個“農業社會化經營主體收入險”。目前，主要以小麥、玉米、花生為標的物，參照正常年景每畝750元、700元、1250元的目標收入，對于流入中心的土地免費提供保險支持，這樣村黨支部就能放開手腳大膽干。

“當人站在連方成片的田邊時，才更容易理解土地對于鄉村的意義。”姜宗浩說，服務中心充分發揮了“統”的功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實現了農業生產規模化、組織化，找到了激活土地資源的出路。

目前，按服務半徑3公里、輻射面積3萬-5萬畝，文登已建成鎮級農業社會化綜合服務中心12處，助推土地流轉達33.8萬畝，全面消除了撂荒地和集體經濟薄弱村。

經濟中心如何運營？

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農情，農業要實現從溫飽糊口向增收致富的跨越，產業化是唯一出路——通過規模化、組織化“統”起來，由標準化、品牌化“富”起來。

就文登而言，由政府主導的鎮級農業社會化綜合服務中心，趟出了大田農業規模化、組織化的新路。而對于附加值較高、小農戶依然占主體的特色農業，標準化、品牌化該如何破題呢？

答案也在鎮里——打造鎮域經濟中心，把更多加工交易環節留在鎮里，讓小農戶近距離接觸市場，形成清晰的價格導向，讓農民從產業鏈增值中獲得更多收益，把農民開展標準化生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以發揮鎮域經濟中心交易功能為目標，文登重點打造了張家產鎮西洋參、宋村鎮蔬菜、葛家鎮水果、高村鎮糧油四大鎮域交易中心，開展大宗農產品營銷，以此推動農業標準化生產和農產品品牌化經營。

上世紀80年代，張家產鎮口子李村村民王繼振以“8粒種子”起步，帶動鄉親們一起種植西洋參。經過近40年的發展，如今文登西洋參種植面積達到5.5萬畝，產量近全國七成，被譽為“中國西洋參之都”。

“過去，由于種植標準不一、加工粗糙，農民種出的西洋參只能當原材料來賣。”文登區西洋參產業辦公室副主任谷昭俊介紹，豐收時收購商常常會壓價，而參農則為追求產量濫用農藥化肥，甚至會把不滿4年生產周期的西洋參提前出售，形成了惡性循環。

在政府組建西洋參協會、制定西洋參種植和加工標準、引進精深加工龍頭企業的努力下，文登參農種植標準化水平有所提升。而真正調動起參農積極性的是，張家產鎮西洋參交易中心的成立。

交易中心大廳如同股票交易所一般，大屏幕上實時滾動著西洋參長枝、短枝、圓片等現貨產品交易信息和行情走勢，是全國西洋參市場行情的“風向標”。

優質優價，是交易中心的運營理念。中心對符合藥典規范的鮮參給予額外補貼，引導參農自覺按照高標準種植；參農還在中心學會了“分級銷售”，將西洋參細分出20多個品類出售，每箱干參純利潤能增加2000多元。

通過向參農參企提供檢測、認證、價格、包裝、倉儲、配送“六統一”服務，張家產鎮西洋參交易中心已完成對全區5.5萬畝西洋參種植地的輻射帶動，基本破解了標準化種植、品牌化銷售難題。2019年，“文登西洋參”區域公用品牌以116.43億元位居中國農業品牌價值榜第3位。

“去年以來，中心一直在力推一種介于現貨和期貨交易的類期貨交易。”張家產鎮黨委書記柯華強說，利用這種新型交易模式杠桿，文登有望掌握國內西洋參市場的定價權，培育出上百億元的產業“蛋糕”。

在四大鎮域交易中心的推動下，文登根據市場需求制定、修訂區域性農業生產技術規范和操作規程等地方標準60多個，以“文登精作”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為主線，構建“區域公用品牌+明星個體品牌”的農業品牌體系，推動小農戶與龍頭企業形成了優質優價的利益聯結。

隨著產業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業又開始成為文登農民增收的發力點。2018年，文登全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21733元。

治理中心如何形成？

作為我國農村最基層的政權機構，鄉鎮在鄉村治理中應當居于中心位置。可由于職能弱化、缺少抓手，鄉鎮實際上處在“懸浮狀態”。通過對服務中心、經濟中心的打造運營，鄉鎮的組織動員能力得到質的提升，推進鄉村治理有了抓手。

鄉村治理千頭萬緒，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復雜交織，關鍵問題之一是對鄉村干群關系的處理。文登做過一項調查，在農民反映的鄉村治理問題中，80%與村干部有關，這些問題中又有80%與農村“三資”管理有關。

雖有農村財務公開、村務監督委員會等制度，在執行中還是會存在制度約束性不足、人為干預性強等問題，影響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干群關系難免緊張。

“村里的賬，在外人看來也許不大，而對于村民來說，那可是一本大賬，關系著公道人心。”大水泊鎮黨委書記滕新強認為，抓好農村“三資”管理，就能牽住鄉村治理的“牛鼻子”。

為解決執行和信任問題，文登探索在鎮里打造“村級事務陽光平臺”，以“網上公示、全程留痕”的透明方式，實現農村“三資”管理的在線化和精細化，保證村里的每一件事、每一分錢都曬在陽光下，村民拿起手機就能查看監督。

顯然，只是信息上了網，并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陽光平臺”的運行，有著一套基于農村“三資”管理在交易、采購、支付、公示四個關鍵環節的制度設計：

陽光交易，揭開“窗戶紙”——由鎮經管站成立農村產權交易分中心，負責各村資產資源交易工作。村里投資1萬元以上的建設項目、目標金額在3000元以上的集體資產等承租、出（轉）讓事項，都要在中心進行公開招投標，所有交易信息必須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網站實時在線發布。杜絕“暗箱操作”，提高“三資”的利用率。

陽光采購，管好“錢袋子”——由鎮政府建立農村商品采購服務平臺，經公開招標確定糧肉油蛋、海鮮、五金建材、辦公設備4大類24家公司作為供應商，村里的采購清單要通過“四議兩公開”和鎮里審核后在平臺發布，進行線上比價采購。試用1個月無問題后，由鎮經管站向供應商付款。村干部不經手現金、不白條入賬，還避免了商品采購價高質次的問題。

陽光支付，即時“曬里子”——對笤帚、稿紙等日常小件商品實行線下定點采購，用“村務卡”刷卡付款。“村務卡”與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會計、民主理財小組組長的手機綁定，可實時接收支付信息，再小的支出都有跡可查。有村干部感嘆，“手上不沾錢，想犯錯也難”。

陽光公示，全程“可追溯”——對于交易、采購、支付各環節的應收應付賬款、資產資源明細等信息，全部錄入數據庫在網上實時公開，賬目核對全程可溯。為方便不會上網的村民，鎮便民服務中心還安裝了自助查詢機，有專人講解使用方法。

“以前村里也按月張榜公示，但具體事務做不到筆筆詳細，大家看得糊里糊涂，就會感覺有‘貓膩’。”大水泊鎮北洼村黨支部書記于洪光坦言，“陽光平臺”讓過去鎖在柜子里的會議本、賬本上了網，成了人人都能隨時查看的明白賬。群眾心中沒疙瘩了，鄉村治理就好辦多了。

“陽光平臺”的實質在于，通過互聯網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將制度執行落實落細，落到了農民心里。平臺運行之后，文登各鎮關于農村“三資”管理的信訪案件大幅降低，村“兩會”公信力顯著提升，也進一步強化了鎮黨委、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說這是對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一次有益嘗試。

后記

鄉村振興作為一項長期性的歷史任務，是要貫穿國家現代化建設全過程，到2050年才能完全實現的戰略。這需要我們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以長遠眼光做好制度安排和路徑選擇。從這個維度上看，文登對于以強鎮帶動鄉村振興的探索是頗有示范價值的。

在服務中心、經濟中心和治理中心的協同發力下，文登在鎮一級初步構建起“土地托管、農村人才、農機服務、金融保險、品牌農業、農安監管、三資管理、基層黨建、莊稼醫院、產品交易”的“10+N”職能框架。鎮黨委、政府與鄉村聯結越來越緊密，工作越來越務實、越來越主動，鄉村振興工作局面喜人。這給我們帶了一些思考和啟示：

把握好鄉村與鄉鎮的互促共生關系。費孝通先生認為，鄉鎮與鄉村“兩者之間的關系好比是細胞核與細胞質，相輔相成，結合成為同一個細胞體”，“要把小城鎮建設成為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而實際上，權小責大的鄉鎮已經“失語”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幾近成了一個單純的執行機構，對于農業農村工作開展難以形成開創性和引領性。因而，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文登“強鎮引領”的理念值得借鑒，找好鄉鎮的角色定位，強化鄉鎮的服務職能，把鄉鎮主動作為的活力激發出來，構建鎮強村興的工作機制。

把握好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村集體經濟的協同發展關系。土地是農村最大的資源，種好農民最依賴的土地，把資源優勢發揮出來，鄉村才能葆有活力。改革開放之初，解決溫飽問題要靠“分”來調動積極性；如今推動鄉村振興，則要靠“統”來形成規模效益。文登實踐的亮眼之處在于，把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與村集體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村黨支部牽頭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土地集中到鎮平臺上，形成了鎮域規模優勢，讓經營主體省心享服務，讓村集體和小農戶放心得實惠。

把握好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雙輪聯動”關系。鄉村振興的本質是城鄉關系的重塑。新型城鎮化優化了“三農”發展的外部環境，吸納農業轉移人口，提供人才、技術和資本支撐等；鄉村振興解決的是“三農”內部機體的活力問題，要讓有為的政府與有效的市場形成合力，實現農業產業化、農民職業化、農村田園化，而非每個村莊都要振興、返鄉農民越多越好。因而，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都是推進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兩者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文登“鎮村統籌”的探索是有借鑒意義的，打造好鄉鎮這個城鄉資源要素交換的關鍵節點，助推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雙輪聯動”，開辟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徑。（本報記者 唐園結 高楊 呂兵兵 李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