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是中國人民書寫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歷久彌新的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培育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是中國人民奮斗出來的。2018年3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賦予了偉大民族精神以新的時代內涵。如今，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關鍵時期，越不能自滿和懈怠，越要發揚民族偉大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深刻把握、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四個偉大精神”的內涵，本刊特邀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分別就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分四期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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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歷史看中華文明創新與發展

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創新精神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周易》中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中華文明歷來注重自強不息，革故鼎新。正是這種“變則通”的思想與中華民族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相碰撞，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

中國人民的創新精神，充分體現在中國傳統社會歷朝歷代的革新變法之中。翻開中國歷史，人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歷代凡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對因循守舊，泥古不化，在不斷變革創新中尋求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道路。戰國時期有商鞅變法；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的創新；西漢晁錯的變法；漢朝皇帝劉徹獨尊儒術的改革；由隋煬帝開創的科舉制度；北宋有王安石變法；明代有張居正變法；近代有清朝“戊戌變法”。這些不同時代的革新運動，無論出發點如何，無論成敗與否，都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變則通”的創新思想。從這些革新運動以及推動革新運動的仁人志士身上，后來人可以觸摸到、感知到中華民族不畏艱難，不顧身家性命求革新的創新精神。

中國人的創新精神，更加突出地體現在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之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中國人民在5000年歷史長河中，從思想到器物，從制度到文化，從藝術到科技，創造出了燦爛的歷史，創造出了輝煌的文明。在思想上，先后產生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孫子、韓非子等聞名于世的偉大思想巨匠，他們提出的“協和萬邦，四海一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社會理想愿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兼愛非攻”“和而不同”等社會治理方案，“天人合一”“合同異、離堅白”“齊物論、逍遙游”等思維方式，不僅深刻塑造了數千年的中國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還將繼續深刻影響并塑造未來的中國與世界。在科學技術上，發明了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等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偉大科技成果，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等多個領域創造了累累碩果，為世界貢獻無數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貢獻巨大，也使我國長期居于世界強國之列。在改造客觀世界方面，建設了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等氣勢恢宏的偉大工程。在文化藝術上，創作了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文藝作品，書寫了《格薩爾王傳》《瑪納斯》《江格爾》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不僅推動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發展，而且培育了共同的價值理想和情感精神，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

輝煌燦爛而又獨具創造性的中華文明，一方面推動了中國社會的不斷變革與發展進步，另一方面又通過歐亞大陸傳播影響到整個世界的發展。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古代中國在科技交流中經常是以捐贈者的身份，向歐亞大陸傳播其科技發明，進而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這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民族開放的思想、活躍的思維，以及驚人的創造力。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不因創新而興，也無不因守舊而衰。在人類文明史上，中華民族憑著偉大的創造精神，曾引領世界發展幾千年，走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前列。世界各國學者普遍認為，直到16世紀，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18世紀與19世紀的交叉點，是中國歷史坐標系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中華文明由強盛走向衰落的一個歷史拐點。落后就會挨打。自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由于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積貧積弱、任人欺凌，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屢次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沒有把先進知識應用到經濟社會發展中。“康乾盛世”歷來為人們所贊嘆，然而只要將“康乾盛世”放入歷史的長河中橫向比較一下，就會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虛胖”和“幻象”。與康熙一朝同時期的歐洲社會，已進入科學史成就最高的時期之一，產生了培根、牛頓、笛卡兒等偉大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康熙不可謂不好學，他經常同傳教士一天三四個小時關在房間，如同師生一樣相處，熟悉各類精密儀器，共同鉆研各門學科的知識。康熙喜歡數學，尤其是喜歡擺弄各種數學測量工具，如半圓儀、圓規、幾何多面體模型。據法國傳教士白晉回憶，康熙把業余時間放在學習數學上，一直保持了兩年時間。然而，被外國傳教士贊譽為“千古一帝”“萬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卻讓科學停留在一己的愛好之上，并沒有思考科學背后的方法論、世界觀，更沒能將西方的科學知識播撒到全國。統治者拒絕與西方工業文明“握手”，拒絕“分享”先進技術和知識，結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此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創造性地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最終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弘揚中華民族偉大創造精神，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和恢復國民經濟，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廢除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人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推行社會革新運動，廢除舊婚姻制度，取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販毒吸毒等社會痼疾；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勝利過渡，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領導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逐步建立起電子、石油、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興工業，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初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業。我國教育、科技與醫療衛生事業也取得長足進展，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中國的文盲大幅減少，高等教育發展為國家提供了建設人才；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大大提升了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水平；城鄉醫療衛生條件大大改善，中國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有了大幅提高，迅速甩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中國呈現在世界面前。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具有偉大創新精神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弘揚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才能建設好中國！

偉大創造精神是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時代精神的具體體現。1978年底，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創造性地作出了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戰略決策。這一時期，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實現了撥亂反正，確定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思想路線，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階級斗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在總結了改革開放初期經驗與教訓基礎上，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創新性地提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新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再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寶貴創新成果。它與毛澤東思想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發揚勇于創新的精神而孕育產生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需要偉大的創造精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局勢風云變幻，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謹慎應對。蘇聯解體及東歐劇變的歷史事實表明，把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凝固化或照搬別國的社會主義經驗的做法，只會窒息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能將別國的經驗模式化。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改革創新的事業，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同時，黨的十七大通過的黨章直接寫入“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繼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后又提出科學發展觀，一次又一次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

中國人民偉大創造精神，推動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近70年的建設改革發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2.7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城鎮化率達到58.5%，中國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全球性大國，屹立于世界東方。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居民人均收入以年均超過8.5%的增長速度大踏步前行，這是世界500余年來未曾有過的發展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的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把創新作為驅動國家發展的戰略，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不斷邁上新臺階。近年來，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國之重器的相繼問世，就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最新科技成果。中國創造改變著中國，影響著世界。中國人民創造了復興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自己的發明創造。正是這條道路，讓一個飽受外族欺侮的國家不僅站了起來、發展起來，而且開始了邁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新征程；正是這樣的道路，讓占世界近1/5人口的社會民眾不僅已經實現總體小康，而且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西方社會因其制度性的危機或自怨自艾或遷怒他人的時候，正是這條道路讓中國“風景這邊獨好”。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始終辛勤勞作、發明創造。今天，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發出來，推動我國日新月異向前發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創造精神，我們就一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

新時期農民的“三大創造”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中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創造性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自發實行“村民自治”基層民主模式，推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三大創造，是中國人民偉大創造精神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最生動、最具代表性的體現。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村的貧困狀況相當嚴重，全國有2億多農民處于吃不飽、穿不暖的境地。不僅貧困的農民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的生活狀況也使得一批“文化大革命”后復出的老干部深受刺激，因為讓人民過上富足的日子是他們早年參加革命時就懷有的理想。面對現實，人們不能不從改革中尋求出路。

自從1958年之后，中國農村實行了人民公社體制。這一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即人民公社既是農村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又是基層政權組織。在這種體制下，生產隊是基本經濟核算單位，農民在生產隊內實行共同勞動，統一分配，無論種植什么均由公社規定；而人們的收入，無論勞作是否努力，差別都不大。失去了生產自主性和積極性的農民，形象地把這種體制比喻成“吃大鍋飯”。

1978年，安徽省發生百年罕見的特大旱災，受災農民吃飯成了大問題。為了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將集體撂荒的土地借給農民耕種，收獲歸自己所有。這一措施有效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結果不僅戰勝了當年的旱災，而且收獲超過正常年景。改革開放初期，受此啟發，安徽和全國一些地區的農民自發地嘗試一種新辦法，就是在堅持土地、農田水利設施等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前提下，農戶與生產隊簽訂合同，承包一定數量的土地或生產任務，并根據勞動成果取得收入。這種辦法后來被統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具體做法各有不同，如“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農民的大膽嘗試首先得到中共安徽、四川等省委領導的支持，在這些地區得以推廣，并迅速取得增產增收的顯著效果。

知識鏈接：鳳陽“大包干”

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在“左”的路線指導下，長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每年都有大批農民外流討飯。

天公不作美，1978年秋，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降臨在江淮大地上。鳳陽，這個安徽最窮的縣，也未能幸免大旱之災。1978年大旱荒，鳳陽人成群結隊地外流乞討，鳳陽問題引起了省委的關注。1978年的臘月二十七，離春節僅有3天，省委書記王光宇在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陳庭元的陪同下來到梨園公社前王生產隊。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光禿禿的村莊，大片荒蕪的土地。村子里的人很少，大都逃荒去了。王光宇看遍了全村11戶人家，竟有10戶清鍋冷灶，全無糧食。當他回到臨淮關火車站時，車站到處是被遣送回來的難民，凄涼之狀，目不忍睹。

農村凄涼的景象深深地觸動了一起陪同考察的陳庭元。出于一個共產黨員干部的職責與良知，出于對老百姓的深厚情感，1979年，他就暗中支持馬湖公社黨委書記詹紹周搞“包產到組、聯產計酬”。可以想象，這種做法在當時要冒多大風險！當馬湖公社“分組作業、包產到組、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做法不斷傳開，同時也招來眾多指責的時候，陳庭元作出了“不宣傳、不推廣、不制止”的決定，核心是“不制止”。這是一項將農民對土地的投入和經營與產出的物質利益初步直接掛鉤的開拓性嘗試。利益機制被啟動了，農民蘊藏已久的積極性像地下的石油一樣噴涌而出，形成不可抵擋之勢。

“包產到組”在實踐中產生了極為明顯的效應，但它并沒有完全突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種“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人們越來越不滿足于這小小的成功，他們渴望著更大的“自由”，迫切需要1961年那樣的一家一戶的“責任田”。這一愿望在鳳陽的小崗生產隊秘密地實現了。

小崗生產隊共18戶人家，幾乎家家都當過隊長，還是窮得叮當響。現在，盡管“包產到組”之風也刮到了小崗，但由于底子太差，生產還是沒有搞起來。已接近赤貧的小崗，難道就沒有希望了嗎？

當時小崗的當家人嚴俊昌找到副隊長嚴宏昌、會計嚴立學，私下商議：如果“包產到戶”能干好，咱們就豁出去，不然也是餓死！今晚開個會，商量商量這個事。就這樣，1978年11月24日，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把18戶農民召集在一間茅舍里，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嚴宏昌開門見山就說：“咱們得自己救自己。”有人問：“怎么救？”“把地分了。”干凈利索的回答。頓時，茅屋里，人人愁眉苦臉，面面相覷，鴉雀無聲。過了好一陣子，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說話了：“你們放心，這樣搞下去準能搞到飯吃！不過，你們倒霉肯定不得輕，說不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那時可就毀嘍！”憤懣難抑的農民七嘴八舌呼喊起來：“你們要是倒霉，我們幫助把你們家的小孩養到18歲！”嚴宏昌深受感動，他從身上掏出早已擬好的一份條文，聲音有些顫抖地說：“就是殺頭也讓腦袋掉在富鍋里。為混口飯吃，死也值得。我們寫一個保證書，對咱們小崗搞秘密‘包產到戶’做了兩條規定，如果同意就請各戶按手印。”再補上一條：“把你們的孩子撫養到18歲！”契約寫好了，18戶21個在場的人含著眼淚用食指按下鮮紅的印泥。或許人們無法想象，就是這印有21個指印的契約打破了農村改革的堅冰，砸開了束縛已久的枷鎖，掀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新篇章。

但是，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這份秘密協議隨時都可能遭遇暴風驟雨。小崗村的秘密協議最后還是被公社書記張明樓知道了，他在一次生產隊長會議上大聲吼道：“歷史的車輪不能倒轉，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怎么樣？還不是被活活折騰死了！你小崗尿得再高，還能有劉少奇的本事么！”他還說，“單干”問題，查清后嚴肅處理。

小崗人沒有在壓力面前妥協，他們頑強地堅持了下來，他們的改革舉動引起了省委的重視。1979年6月15日，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專程來到鳳陽，這個最窮縣的“大包干”牽動了他的心。他還親自派人到馬湖公社作了一周的調查，當他得知小崗生產隊“包產到戶”被當成“異端”圍追堵截時，就毅然決然地表態說：“我批準你們干！”

在萬里和省委的支持下，“包產到戶”迅速傳遍了安徽大部分農村，并取得了神奇的效果。由于實行了“包產到戶”農業生產責任制，1979年安徽省糧食總產量達320億斤，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有4個地區和21個縣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事實勝于雄辯！

鳳陽的巨變可以說是安徽農村改革的一個極好的縮影。解放前，鳳陽是全國聞名的窮地方，當地民歌唱道：“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鳳陽人有了自己的土地，勞動積極性高了，糧食也增產了，1955年鳳陽人均糧食達800斤，那年是鳳陽人大豐收的一年。然而，自那以后，鳳陽又開始走下坡路，溫飽都無法解決。當時有人編了個順口溜：“鳳陽地多不打糧，碾子一住就逃荒，只見鳳陽女嫁出，不見新娘進鳳陽。”1979年，鳳陽實行“大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農民解決了口糧問題。1980年，鳳陽進一步推行“大包干到戶”的責任制，糧食產量增至5.02億斤，比1978年的2.9億斤增加2.12億斤；1982年，再次增至7.15億斤。

鳳陽的巨變充分顯示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越性，“大包干”神奇的效應鼓舞了全國人民，也使鄧小平激動不已。他站出來說話，他說：“‘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了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的講話充分肯定了安徽農民的首創精神，它就像春風一般迅速吹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鼓舞了中國農民的改革斗志。一場牽動億萬人心的紛爭終于落下了帷幕。

從1979年起，經過三年試驗，結果表明，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有效實現了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分散經營的結合，實現了農民生產勞動成果與自身利益的緊密結合。這兩個結合不僅使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而且擯棄了分配中長期存在的平均主義，因此，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到1981年底，全國90％的農村已普遍采用了這種辦法。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發一號文件，肯定我國農村正在出現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此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后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得到了普遍推行。

農村經濟的發展推動了農村行政體制的改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完成政社分開工作。原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被廢除，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同時成立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推動中國基層民主向前邁進一大步。

知識鏈接：第一個村民委員會——合寨村村民委員會

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春風吹到了廣西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這片土地上，當地群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生產得到快速發展。但是，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管理體制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農村公共事務的管理出現渙散狀態，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合寨，這個地處宜山（現宜州市）、柳江、忻城三縣交界的小村莊，出現了賭博鬧事多、偷牛盜馬多、亂砍濫伐林木多、唱流氓山歌多、放浪牛浪馬多、搞封建迷信活動多、管事的人少等“六多一少”的混亂現象，群眾對治安混亂狀況很不滿意。

1980年初，合寨大隊（現為合寨村）村民在當地黨組織的領導下，沖破體制束縛，大膽創新，采取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的辦法，選舉產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村民委員會，組織村民討論制定《村規民約》，摁下紅手印，開始實行村民自我管理的新路子。

“村規民約就是好，村上無賭又無盜。公共事業有人管，各種糾紛變得少。白天生產搞四化，晚上得睡安然覺。”這首群眾自編傳唱至今的山歌，正是當時合寨村村民對村民自治的自發歌頌。在村民委員會的管理下，村里偷牛盜馬、亂砍林木等現象一度絕跡。

合寨村成立村民委員會的做法，迅速引起了各級黨委、政府乃至全國人大的高度關注。1980年，宜山縣委首次為“村民委員會”正式冠名。1980-1982年，宜山、河池、廣西各級黨委、政府相繼派出工作組，對合寨村建立村民委員會的做法進行調研，并形成多份翔實的調研報告。1982年8月，中共中央36號文件要求各地有計劃地進行建立村民委員會試點。

隨后，成立村民委員會、制定村規民約這股強勁的改革春風，迅速吹遍中國農村大地。在取得試點成功的基礎上，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將村民委員會正式寫入《憲法》，從此，村民委員會由合寨走向廣西、走向全國。

如果說，當年安徽小崗村農民冒死揭開的是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的序幕，那么，宜州合寨村村民則是邁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村民自治的嶄新路子，他們的創舉揭開了中國農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歷史序幕，開創了共和國農村民主政治的先河。

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主要農副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結束了農產品供應長期短缺的局面。從1985年起，除了個別產品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統購派購任務，而是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國家也放開了除城鎮居民口糧、食油以外的農副產品銷售價格。與此同時，國家還鼓勵和幫助農民進行多種經營，發展非農產業。這些改革措施增強了農民的商品經營意識，密切了農村經濟與市場的聯系。廣大農民在從事傳統的農、林、牧、副、漁生產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將剩余勞動力、資金等轉向加工業、商業、運輸業和服務業，并迅速發展起由集體和個人經營的鄉鎮企業。

知識鏈接：鄉鎮企業前世今生

在中國，“鄉鎮企業，即指由農民舉辦的集體、合作、個體企業”。我國鄉鎮企業始于20世紀50年代，前身叫作“社隊企業”。在1958年的時候，它指的是“公社和農業生產大隊所創辦的集體企業”。改革開放后的1984年3月，中央4號文件將“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并指出：“鄉鎮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國營經濟的重要補充。”

鄉鎮企業萌芽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農村副業和手工業。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實現后，我國呈現出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副業和多種經營發展緩慢，雖然糧食連年增產，農民的收入卻增長緩慢。在此之后開展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的運動中，許多人民公社又組織了數千萬農民投入小型煉鐵、小礦山、小煤窯、小農機修造、小水泥、食品加工、交通運輸等企業，同時，把原來農業合作社已建立的許多副業小廠都無償地轉為公社工業。

而這時候的中國農村，雖然社會生產關系發生了深刻改變，但生產力依然落后，中國幾億農民普遍還在使用原始耕作方式在土里刨食，農業生產效益不高，農民生活困苦，尤其是像江蘇、浙江這種人多地少的省份，農民靠務農收入難以解決一家人的溫飽問題。成千上萬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和渴望在非農產業中找到一條生存的出路。

而1958年，中央明確表態可以辦企業之前的兩三年，在江浙地區，已有極個別的公社和生產大隊，在半公開地進行“社隊企業”的運營。江蘇無錫是中國鄉鎮企業的發源地之一，當年名噪一時的“蘇南模式”就出現在那里。位于無錫的“春雷造船廠”是中國第一家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社隊企業）。如今，“春雷造船廠”早已不再經營，它的原址上建起了“中國鄉鎮企業博物館”，并于2010年7月28日正式開館。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村民委員會、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三個偉大創造。它們不僅使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而且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之外建立起一個新的市場。同時，這三大創造為中國經濟體制的整體轉型——從計劃轉向市場，也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這有賴于大批勞動力不斷地從傳統的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創造了條件。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巨大成功，堅定了人們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的信心，并對其他領域的改革產生了示范效應。

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無論是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還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所謂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都充分證明這樣一個結論：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和所謂純粹的市場經濟模式都是有缺陷的。經濟運行不是只有“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也不是只有“看得見的手”的作用，而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共同的作用，市場和政府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摸索走出了一條市場與政府作用相結合的經濟發展道路，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這是一條創新之路，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初步形成。

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體制機制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逐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確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這是對傳統中國計劃經濟思想的重大突破。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針對長期以來計劃經濟姓“社”、市場經濟姓“資”的觀念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1992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知識鏈接：南方談話

1989年之后，國內又掀起了一片“姓資姓社”的質疑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再度處于十字路口。中國人民在急切地注視著。關心改革開放前途與命運的人在焦急地等待著、盼望著。就在這關鍵時刻，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不顧年邁來到中國改革的前沿陣地深圳。

1月19日上午9時，遠處傳來馬達的轟鳴聲，一列火車徐徐開進深圳火車站。火車停靠后，車廂門打開，鄧小平同志出現在早已迎候在此的人群面前。人們的目光和閃光燈束一齊投向這位偉人的身上。接下來的幾天里，鄧小平在深圳參觀，所見所聞都深深地觸動了他。1月22日下午3時10分，鄧小平同志和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在市迎賓館接見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市紀委的負責人，并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鄧小平同志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么認為。

在談話中，鄧小平同志還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鄧小平同志的這次重要談話，講清楚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廓清了長期以來人們的錯誤認識，再次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再次吹響了中國改革的號角。

改革開放進程中，通過一系列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改革措施的實施，不斷釋放制度紅利，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出了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等一系列創新措施。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農村改革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為工業化建設釋放出大量勞動力。鄉鎮企業也開始大量出現，截至1995年末，全國共有鄉鎮工業企業和生產單位651.8萬個，比1985年增加190.9萬個，從業人員7300.5萬人，比1985年增加3512.3萬人。隨著人口流動限制的不斷放松，農村剩余勞動力由過去向鄉鎮企業轉移為主逐步轉向加速向城市轉移。我國城鎮化率從1998年的33.4%上升至2017年的58.5%，年均增長1.3個百分點，快于1979-1997年平均水平0.68個百分點。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國有企業也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大量外資企業在東南沿海甚至內陸地區投資建廠。

知識鏈接：創辦經濟特區

“快快打開中國的大門！”世界在呼喚，中國在呼喚，形勢迫人，上下共識。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經濟工作會議，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習仲勛、楊尚昆、王全國等同志參加了會議。在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工作時，習仲勛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有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建議中央下放若干權力，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

鄧小平十分贊同這一設想。下午，鄧小平特意約見習仲勛和楊尚昆，他們在中南海一條幽靜的小路上邊走邊談。話題從朱老總燒的川菜談起，這似乎與開放沒有什么關系。鄧小平臉帶眷念之情說：“朱老總的川菜燒得不錯。”“那地方我好些年沒有去過……當初那么一塊小小的邊區，沒想到就打出這么大的一片江山！”楊尚昆不無感慨地說道。“不過，那兒至今還很窮，老區應當富起來。”鄧小平的聲音聽起來多了幾分沉重。

片刻之間，大家都沉默不語。突然，鄧小平提高嗓音對習仲勛、楊尚昆說：“你們上午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的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么樣……”稍稍停頓之后，他的眼睛射出熱烈而豪邁的目光：“對，辦特區。可以劃出一個地方來，叫特區。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要你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鄧小平關于興辦特區的倡議，猶如一塊巨石擊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積極而強烈的反響。

鄧小平的意見，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支持。沒過多久，中發〔1979〕50號文件出臺了。在廣東深圳辦特區的事定下來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受黨中央、國務院的委派，谷牧帶領工作組赴廣東、福建考察，同兩省的負責同志一起研究辦特區的具體問題。在谷牧到達廣東之前，中央已經把福建納入到辦特區的實驗范圍，同時決定在珠海也辦一個特區。因此，谷牧此行，不僅要對廣東省辦特區進行指導，還要對福建省辦特區的工作進行指導。工作組也分成兩路，一路去廣東，一路去福建。但廣東始終是辦特區的重點。谷牧率團到廣東后，對辦特區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們研究了政策問題、引進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給予廣東省特殊政策的問題。經過實地考察、研究之后，谷牧會同廣東省的有關同志組織了文件起草小組，去福建省的那一路也同時組成了文件起草小組。文件都是以廣東和福建兩個省的名義起草的，采取的是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形式。6月6日，廣東省委正式擬定了《中共廣東省委關于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不久，福建省委也擬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會關于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速福建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谷牧把兩份文件匯齊后，帶回北京，正式轉交給黨中央。中央政治局對這兩份文件很重視，開會研究后，很快作出決定，批準這兩省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方案。

1979年6月中下旬，黨中央、國務院就谷牧考察組的匯報和兩省的報告進行了討論，于7月15日以中發〔1979〕50號文件批轉了廣東、福建的報告，決定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批準舉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出口特區，作為吸引外資的一種特殊方式，并規定“出口特區”是借鑒外國“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區”的模式，以進口原材料制造商品出口為發展方向。

實踐的發展不斷修正著人們的認識，單純地模仿西方和某些發展中國家搞“出口加工區”，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吻合我國吸收和利用外資，以開放促改革，推動現代化整體進程的最初設想。我國更為需要的不是囿于空間和資源的貧乏不得已而為之的“加工區”，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特區。基于這種認識，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提出把“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正如小平同志后來所講：對于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尤其對興辦經濟特區。社會主義國家興辦主要是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貿關系的經濟特區，馬列主義的著作中沒有講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此先例。它是一項重要的創舉和試驗。因此，一些人對此心存疑慮，多有非議之詞。比如“特區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飛地’”“香港市場上‘水貨’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擬為“舊中國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給特區創辦工作增加了困難，建設發展步履維艱。

勇敢而睿智的中國共產黨人認定了前進的方向，敢做敢闖，奇跡終于出現了。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的艱苦努力下，深圳、珠海這些往日落后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幾年間就變成了高樓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成為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前沿地區。

尤其是深圳，這個被西方人稱為“偉大的圣嬰”的城市，它以神奇的速度創造了一個時代的奇跡，是中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一個縮影。1979年前的深圳，是廣東省最貧窮最落后的邊陲小城。然而，至1985年，短短五六年時間，深圳工業企業已發展到907家，總產值達26.5億元，國民生產總值達33億多元，國民收入26.5億元，全市人均收入達4100元，人口不再外流，卻有1000多人從香港回流定居。一時間，全世界的眼睛盯住了中國，焦點對準了深圳，連一向自負的美國人也感嘆：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在對內進行改革的同時，中國對外開放步子也越邁越大。1984年，國務院決定大連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進一步對外開放。1985年，中央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成為經濟特區。1990年中央推進形成了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江流域開放帶。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引進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國內商品市場豐富和繁榮起來，使市場因素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沖擊了計劃經濟的藩籬，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由沿海地區迅速向內陸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不僅僅局限于引進來，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投行的設立、G20峰會的召開都表明，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在全球經濟衰退，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中國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化的領軍者、推動者，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為使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中央政府部門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使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與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相一致。一些長期難以突破的頑疾在這個過程中被順利克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得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迸發出更大活力。

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40年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年均9.5%的增長，實現了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總結成功經驗，除了堅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外，就是不斷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

當今世界或歷史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在總供給遠遠小于總需求的特定背景下，十分接近完全市場經濟模式。一些所謂典型市場經濟的國家也與完全市場經濟模式存在明顯差異，美國、歐洲、日本等至今尚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對于市場經濟模式，我們不應說哪一個就是必然的好，評價標準應為是否適應一國經濟情況、有利于推動經濟平穩發展。因此應與時俱進地看待市場經濟國家的內涵與標準。實質上，一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而市場又發揮決定作用的體系，就是市場經濟模式。從市場與政府結合的視角看，主要市場經濟模式體現為市場成分相對大小的不同。比如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政府作用略大一些，美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市場作用略大一些。從現實角度看，中國正趨于深化市場化改革，而美國則有強化政府作用的傾向，兩國市場化程度呈現趨同的新特征。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日本的政府指導型經濟模式和瑞典的福利型市場經濟模式也存在其相應的特色。

中國經濟的成功實踐證明：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它的活力、競爭力和生命力就是明證！它的開放和包容已超過一些所謂樣板“市場經濟國家”，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市場經濟國家”模式和標準。

知識鏈接：中美駐WTO大使辯論（節選）

2018年7月26日，美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丹尼斯?謝伊在世貿組織大會上進行辯論時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仍然掌控或影響著關鍵生產要素的分配，如土地、勞動力、能源、資本等，而不是根據市場原則進行分配和定價，劍指中國的國企改革滯后、政府的五年經濟規劃和工業政策“中國制造2025”。目前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索——技術創新和知識產權偷竊也是美國在此次大會辯論中攻擊中國的要點。

針對美方的無理指責，中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張向晨有理有據地反駁說：關于中國的發展戰略，謝伊大使上午給中國扣了幾頂帽子，比如國家資本主義、重商主義，但我認為，把這些帽子扣在我們頭上是非常不合適的。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眾說紛紜。我自己的觀察是，中國的發展根本上源于兩條：一是實行市場化改革，釋放經濟主體的活力；二是融入了全球化，開放國內市場，遵守國際規則。中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十六條規定，國有企業依法自主經營。這是改革開放的法律成果，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制度保障。毫無疑問，要實現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發展，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需要進一步改革，國內市場需要進一步對外開放，知識產權的保護需要進一步加強。因此，中國未來的任務是，進一步完善政府管理，消除國有企業經營的弊端，進一步掃除市場準入的障礙，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上述方面存在的不足正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而不是中國獲得發展的“秘密武器”。

科技創新突飛猛進

世界歷史證明，原來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跨越至先進行列，這個條件就是科技創新。眾所周知，正是因為憑借科技的力量，先是意大利超越東方，英國又超越意大利，接著美國超越英國，后來德國和日本也躍升到世界前列。人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科技發展不平衡規律，或科技跨越式規律，即一個國家由發揮后發優勢為主轉向更多發揮先發優勢，從而步入強國行列。

站在21世紀新起點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能否實現科技創新的跨越式發展，取決于中國能否依靠創新驅動發展，能否更多地發揮先發優勢來引領發展。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同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來發揮后發優勢。40年來，中國通過發揮后發優勢、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同時充分發揮集成創新的優勢，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在學習引進的同時，中國并沒有放棄自力更生、自主創新。

經過多年持續不懈努力，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指引下，中國一方面在基礎科學研究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戰略新興產業和高端制造業發展奠定基礎；另一方面推動以高端裝備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等為代表的新主體、新業態的快速增長，為中國經濟灌注強大的內驅動力，成為發展新引擎。“嫦娥”奔月、神舟飛天、北斗導航、“蛟龍”入海、國產大飛機下線……一個個熟悉而又令人興奮的字眼，凝聚著中國科學家的心血與智慧，標志著中國高技術與高端裝備制造業正走向世界前列。

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再創輝煌

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號”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二號F改進型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在軌飛行15天左右，加上發射與返回，其中停留天宮一號12天，共搭載三位航天員——聶海勝、張曉光、王亞平（女）。6月13日與天宮一號進行對接，6月26日回歸地球。除了載人交會對接外，“神舟十號”還對飛行時間、航天員工作程序、工作方式、科學試驗項目編排進行調整，為我國空間站的建設打基礎。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科學實驗和太空授課。這標志著中國航天全面進入空間實驗室和空間站研制階段。時隔三年后，“神舟十一號”飛船于2016年10月17日由長征二號FY11運載火箭成功發射，進行了空間交會對接，開展地球觀測和空間地球系統科學、空間應用新技術、空間技術和航天醫學等領域的應用和試驗。“神舟十一號”飛船在“神舟十號”基礎上有很多技術上的改進，它的發射標志著中國航天將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近年來，“嫦娥奔月”工程也取得很大進展。2012年，發射第一顆月球軟著陸器并攜帶一輛月球車，進行首次月球軟著陸及自動巡視勘測；2017年，中國按計劃進行探月三期工程，發射一顆月球軟著陸器，進行首次月球樣品自動取樣并返回地球。中國的探月工程，為人類和平使用月球邁出了新的一步。

北斗系統日益成熟并廣泛應用

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中國自行研制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是繼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俄羅斯格洛納斯衛星導航系統（GLONASS）之后第三個成熟的衛星導航系統。2012年12月，北斗系統空間信號接口控制文件正式版1.0正式公布，北斗導航業務正式對亞太地區提供無源定位、導航、授時服務。2014年11月，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審議通過了對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認可的航行安全通函，這標志著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正式成為全球無線電導航系統的組成部分，取得面向海事應用的國際合法地位。2015年，中國開始建設北斗全球系統，進行全球衛星組網，第一顆三代衛星于2015年9月30日發射升空，截至2016年9月，已發射了五顆第三代在軌驗證衛星。中國的北斗系統在國土資源的檢測、環境、農業、森林防火等領域廣泛應用。2013年澳大利亞山火爆發時，中國的北斗衛星正好掠過上空，為其提供了山火整個檢測的結果。此外，近幾年來，隨著北斗導航系統的開發，其應用已經服務于測繪、城建、水利、交通、旅游、應急救災等領域。現如今，北斗導航系統與人們的生活日益緊密，打魚的、放牛的、開車的、送快遞的全都在用北斗，每年產值超過1000億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蛟龍號”深海探測大顯身手

“蛟龍號”載人深潛器是我國首臺自主設計、自主集成研制的作業型深海載人潛水器，設計最大下潛深度為7000米級，也是目前世界上下潛能力最深的作業型載人潛水器。2012年7月，“蛟龍號”在馬里亞納海溝創造了下潛7062米的載人深潛紀錄，也是世界同類作業型潛水器最大下潛深度紀錄。這標志著中國海底載人科學研究和資源勘探能力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此后，“蛟龍號”多次赴印度洋、太平洋進行深海作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亮麗的成績。“蛟龍號”進行的深海探測，遠遠不只是象征性意義，對于開拓深海海洋事業，了解海底未知的世界，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超級計算機計算速度居世界榜首

從1986年起，中國就開始進行高容量快速計算機研究工作。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奮斗，2010年研制完成了第一臺超級計算機，即“天河一號”，并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廣州等地建立了開放共享、服務社會的超級計算中心。2013年5月，中國研制出世界上首臺億億次超級計算機——天河二號，并連續六次占據世界榜首。這個成就來之不易，它是中國科研人員幾十年如一日、默默無聞的付出換來的。天河二號不僅速度快，而且同時具有高技能計算和大數據傳輸的功能，所以在氣候預報、生物醫藥、工程仿真、智慧城市、新能源材料等方面得到了顯著的效益。

移動通信技術領先世界

2008年，中國專項移動通信占14%的時候，納入基本的專利不到2%，終端的芯片不到1%，系統設備不到10%，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幾乎為零。2013年開始推廣T1LTE值的時候，中國的用戶基站數都在世界領先，它帶動著系統設備、芯片設計、智能終端、測試儀表都進入了國際市場，進入了26個國家。同時，納入國際標準的基本專利也由2%上升為10%以上；芯片的占有率從1%躍升到20%；設備占有率在國內超過了50%，在國際市場上達到了20%。這些技術上的進步，推動中國移動通信產業實現了2G跟隨、3G突破和4G同步的跨越發展，通信制造業進入了世界的前列。這不僅提升了中國三大運營商的水平，而且也提升了像華為、中興這些骨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現已提出5G的關鍵指標參數，并被國際標準組織所采納。

中國自主研制C919在藍天翱翔

大型客機研發和生產制造能力是一個國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重要標志。長期以來，中國發展民機產業的“七寸”主要掌握在西方大國手中，有時候還要看人臉色。歷史警鐘長鳴，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因而，制造自己的大飛機，是幾代中國人的航空夢想。2008年，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成立，總部設在上海，標志著國家大飛機研制的正式啟動。經過幾年的努力，2015年11月，中國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機總裝下線，這是中國航空產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進步。2017年5月5日，C919大型客機在浦東機場成功首飛。這是中國發展潛力的體現，也展現了中國提升制造業水平、躋身全球民用航空工業強國的雄心。

近年來，中國在一些科技領域開始領跑世界，支撐著經濟社會繼續健康發展，引領新常態下新型經濟、新興產業的發展，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日新月異的變化。高鐵經濟是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成功縮影。本世紀初的時候，中國還得向日本、法國和德國引進動車組。直到2006年，國家才開始啟動高速鐵路自主創新行動，并組織了一支龐大的研發團隊，包括25所研究型大學、11個研究院所、50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3個大型整車企業、7家配套企業、500家零部件企業，其中院士就將近70人，教授、研究員將近800人。研發團隊集中力量對從250公里跨越到380公里新一代高速列車進行了研究，攻克了車型、車身振動噪聲、控制系統、剎車制動、驅動系統、自動系統、車身的剛度強度等十大科技難題。經過幾年的攻堅克難，中國首輛高速列車于2010年下線，隨后又繼續對中國高速列車進行了譜系化的研究，并向譜系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方向發展。截至2017年底，中國高速鐵路的總里程達到2.5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量的66%左右。

高速列車的廣泛運營，使中國的客運能力得到極大的擴充，使城市間的時空距離大大壓縮，給人們出行帶來極大方便。現在北京、天津的同城化就是半個小時的事，這在以前開最好的車也做不到，大大降低了交通運行的成本。不僅如此，高鐵也對沿線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以高鐵拉動旅游業等第三產業為例，合福高鐵于2015年6月28日正式開通，連通合肥至福州，經過黃山、婺源、上饒、武夷山和古田等景區，被稱為“中國最美的高鐵”。合福高鐵開通后，為沿線景區輸送了大量的游客，拉動了沿線旅游行業的發展：上饒和黃山2016年1月至5月接待游客人數分別同比增長30.7%和11.4%，古田和婺源2015年接待游客人數分別同比增長36.3%和23.5%。值得注意的是，高鐵近年來開始走出國門，進入亞歐美等國家，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外匯收入。

除了高鐵之外，中國科技創新及其在特高壓輸電、橋梁建設、重工裝備、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半導體、污染治理技術等領域的運用，紛紛走在世界的前列，發揮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引領作用。經過十多年的研究與開發，中國特高壓輸變電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世界上第一個實現特高壓交流一千千伏、直流八百千伏的國產化，打破了別的國家的壟斷地位，并進入了拉美、歐洲市場，第一單就是與巴西政府簽定的。中國突破了大直徑硬巖、軟土等復雜地質掘進裝備；千噸級履帶起重機、300噸自卸車的一系列設計、制造、控制與集成攻關和技術達到了國際同類設備的先進水平；鉆井裝備、采礦裝備、土木施工裝備也領先于世界。自2008年起，中國開始推廣新能源汽車，如今年銷量已超過20萬輛，居世界第一，已進入了產業化階段。伴隨著新能源汽車的批量生產與廣泛應用，中國制定的電動汽車標準已經達到了78項，基本涵蓋了整車、系統、充電接口、基礎設施等各方面的需求。同時，中國在張家口張北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風光儲輸系統，風電、光伏和儲能設備同時運轉發電，用智能電網輸電。當風電、光伏發電充足時將剩余電量充進儲能系統；發電不足時儲能系統可釋放儲存電量。這些高端技術的突破及應用，產生了巨大的市場價值，推動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為改善民生提供有力的保障，為發展經濟提供新的動力。

中國跨越式發展經驗再次表明，只有發揮先發優勢的領先型經濟，才能在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中占據制高點，才能實現中高端水平的發展。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中國應繼續發揮已有優勢，同時不斷創造新的優勢，特別是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形成推動科技創新的不竭動力和無盡活力，使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盡快躍居世界前列，更好地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引領經濟社會發展。

知識鏈接：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是中國境內一座連接香港、珠海和澳門的橋隧工程，位于中國廣東省伶仃洋區域內，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環線高速公路南環段。這座聞名中外的大橋于2009年12月15日動工建設，2017年7月7日大橋主體工程全線貫通，2018年2月6日大橋主體完成驗收，同年9月28日起進行粵港澳三地聯合試運。

港珠澳大橋東起香港國際機場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島，向西橫跨伶仃洋海域后連接珠海和澳門人工島，止于珠海洪灣；橋隧全長55千米，其中主橋29.6千米、香港口岸至珠澳口岸41.6千米；橋面為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設計速度100千米/小時；工程項目總投資額1269億元。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在廣東珠海舉行，習近平出席儀式并宣布大橋正式開通；同年10月24日上午9時大橋正式通車，駕車從香港到珠海、澳門僅需45分鐘。

迄今為止，這座全程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乃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也是中國交通史上技術最復雜、建設要求及標準最高的工程之一，被英國《衛報》譽為“新世界七大奇跡”。

新經濟新業態蒸蒸日上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一些傳統的基建產業及房地產領域出現一定回落，但以移動支付、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帶動的產業革命及新經濟新業態的快速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起到了重要的對沖作用，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新經濟新業態的出現，是新時代中國人民創造精神的重燃與再現。

事實上，新經濟在中國已經遍布各個領域，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從網絡購物到百度外賣、美團等O2O服務，從順風車、共享單車、拼飯到“沙發客”等分享經濟，從可穿戴設備到智能家電、3D打印，從互聯網金融到綠色產業等等，新經濟刷新了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的美好體驗，帶動了整個中國社會旺盛的新消費。可以說，中國的新經濟新業態發展勢頭領先于世界各國，讓很多國家的人羨慕不已。

知識鏈接：“新四大發明”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指造紙術、指南針、火藥與印刷術，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中國古代對世界具有很大影響的四種發明，是古代中華民族勞動人民的重要創造。然而，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在如今的中國誕生了更多引人自豪的新技術新經濟新業態，其中以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網購等“新四大發明”最為引人矚目。

高鐵——中國的高鐵可謂是后來居上，短短幾年時間已經領先于世界，成為國家名片。我國的高鐵運營里程以絕對優勢領先于世界。預計到2020年，運營里程將達到5萬公里以上，基本覆蓋80%的50萬以上人口城市。

支付寶——作為國內最大的移動支付平臺，一部手機可以走遍中國。在支付寶上可以買車票，繳電費、水費，還可以理財。現在的中國無論是菜市場還是大商場，露天的小吃，都使用上了二維碼，甚至婚禮上出現收禮金的二維碼。支付寶的出現，改變了中國人的支付方式，中國正日益成為無紙幣國家。

共享單車——作為這幾年發展起來的新事物，自實施以來便得到了中國乃至外國人的歡迎，雖然目前共享單車的市場還未成熟，但是仍然深受人們的喜愛。在美國，大部分共享自行車以有樁公共自行車為主，不能隨便停放，都需要鎖在有樁的地方。而中國的共享單車是隨時都能騎，停在哪兒都可以，人們使用起來十分方便，真是了不起的發明。

網購——讓光棍節變成網絡購物狂歡節，全世界只有中國才能實現。多數的貨物1-3天就能到達顧客手中，有時上午下單，下午就到了。尤其是快遞速度，真是讓老外羨慕不已。中國的網購規模有多大呢？2018年11月11日，僅淘寶、天貓平臺就達到了2135億元的交易額。

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的“新發明”特別認可，這既是他們對中國的認可，更是對中國人創新能力的認可。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經濟？它又新在哪里呢？在中國乃至全世界，新經濟一詞已被廣泛應用，并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但人們對它的具體內涵的認識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認為，新經濟主要指的是當前伴隨著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出現的新產業、新業態、新型商業模式的變化。與傳統經濟相比較，新經濟主要具有如下鮮明特點：

其一，互聯網是核心基礎設施。伴隨著科技進步，互聯網的功能已經遠超信息交互的功能，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均離不開互聯網作為載體，互聯網已成為新經濟時代核心的基礎設施。來自工信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末，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總數達到12.5億戶，同比增長16.6%，使用手機上網的用戶11.6億戶。同時，移動支付在手機網民中的滲透率達到92.4%。如果考慮一個人可能會擁有多部手機的情形，移動支付用戶規模推算約為8.9億。

其二，數據成為核心資源。有別于石油、礦產等傳統資源，產生于各種經濟活動中的數據資源在新經濟時期變得越來越有價值。通過記錄個人的行為習慣與偏好，可以產生極強的經濟效益和價值。例如，通過滴滴打車軟件的使用可以分析居民出行信息，助力智慧交通。而大數據也并非孤島，一旦做到銀行、企業、消費等各種數據的共享，就可以實現人的行為的充分數據化，進而判斷出個人違約概率，可為個人金融貸款定價提供支持。

其三，共享無處不在。由于互聯網、移動技術的發展，資源共享的成本顯著降低，大量的閑置資源能夠通過所謂的共享經濟模式被充分調動，極大地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據統計，2016年中國分享經濟實現市場交易額達3.45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參與分享人數達6億，提供服務者人數約6000萬。未來幾年分享經濟仍將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長，到2020年分享經濟交易規模占GDP比重將達到10%以上，到2025年攀升到20%左右。由此可見，大力發展分享經濟，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經濟發展質量，有利于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和拓展擴大就業空間。

其四，產業融合已然加速。在“互聯網+”浪潮的席卷之下，傳統行業紛紛尋求與互聯網技術的深度融合，并嘗試探索新的商業模式。例如，傳統的家電行業，隨著愛奇藝、小米和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的加入，與互聯網的融合迅速加深，電視已不只是用于收看電視節目，而是可以隨意連接家庭內部的智能設備，集家庭控制中心、電腦、游戲機等越來越多的功能于一體。

在新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其對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也在日益提升。突出體現在：（1）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快速成長。截至2017年11月，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3.5%和11.4%，增速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快6.9個和4.8個百分點。2017年上半年，工業中包括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汽車在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8%，高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3.9個百分點。（2）新產品的增長遠遠領先于傳統產品。近五年，中國機器人產業規模保持20%的高速增長。2017年1-10月，中國工業機器人產量首次突破10萬臺，同比增長近70%，預計全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產量將突破12萬臺，規模約占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2017年1-11月，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46.5%；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SUV）產量增長9.4%。2017年1-10月，太陽能電池產量增長25.3%，增速均遠超傳統產品。（3）新興服務行業快速成長。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的調查結果，2017年1-10月，戰略性新興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17.5%、14.9%和14.6%，分別快于全部規模以上服務業3.8個、1.2個和0.9個百分點。（4）網上零售屢創新高。2017年前三季度，全國網上零售額增長34.2%。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29.1%，非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34.2%。而同期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均在10%左右。阿里巴巴的“雙11”屢屢打破紀錄，交易覆蓋全球225個國家和地區，每年都創新高。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憑著韌勁、勤奮、智慧與創新精神，推動了國家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道路，并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中創造出OPPO、小米、錘子、華為、VIVO等民族品牌，培育發展出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使中國經濟引領世界潮流。

新時代呼喚偉大創造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風雨兼程、披荊斬棘，進行了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奇跡”，更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9.5%，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中國的發展進步不僅深刻改變了自己，也深刻影響了世界。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離不開中國人民特有的偉大創造精神。

中國人民依靠創造精神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創新精神走向未來。應該看到，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情況新形勢新變化層出不窮。歸納起來，突出體現在：一是當今世界進入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科技和經濟發展競爭日益激烈，和平與發展的主題受到嚴重挑戰；二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任務，但需要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三是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這五年，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如何在激烈競爭中保持定力，在變局中抓住機遇？如何調整發展理念和方式，提高發展水平和質量？如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之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如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些既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又是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

迎接挑戰，抓住機遇，最終還是要依靠創新能力和創造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新時代呼喚偉大創新精神。

新時代呼喚偉大創造精神，首要的就是深刻領會、堅決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我們前進的旗幟與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創新創造的重要性，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都必須始終弘揚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始終堅持把創新創造作為推動中國發展的引擎，以科技創新驅動為核心，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

新時代呼喚偉大創造精神，就必須激發人們的創新意識，積極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氛圍。當前，還存在一些不利于甚至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如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思維定勢、人才培養和建設中的不足等，為此，需要出臺支持創新創業的政策，形成良好的創業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大力培育創新意識、倡導創新精神，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輿論氛圍；加大宣傳和引導力度，讓崇尚創新、尊重創新、積極創新成為社會主流，讓人們的創造精神奔涌而出。

新時代呼喚偉大創新精神，就必須注重培育、積聚和使用各類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資源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第一資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顯，人才競爭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創新孕育于人民群眾之中，人才是創新創造的領頭雁和領軍者。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理念，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做好團結、引領、服務工作，真誠關心人才、愛護人才、成就人才，激勵廣大人才，充分激發人才的創造精神。

創造書寫歷史，創造改變中國。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在新時代里正前所未有地迸發出來。面向未來，唯有持續激發億萬勞動者的巨大創造潛能，才能不斷推動偉大祖國日新月異向前發展，才能屹立于世界東方并走在前列，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撰稿：陳 堅 李東方 劉志新 李 葳 李曉倩）

 （遼寧《共產黨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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