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4日07:15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1983年,在河北正定辦公室里的習近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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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梁永琳 |
2016年10月15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兩周年。在那次座談會上,習近平鮮明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吹響了推動文藝創作繁榮發展的集合號。兩年來,文藝戰線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乘勢前進、變化喜人,涌現出一批優秀文藝作品。今天,我們收集刊登習近平講述過的他熟讀文學經典、心系文藝工作的一些故事,以饗讀者。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思想力量,體會到總書記那份深深的文學情緣。
——編 者
1、“精忠報國”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我看文學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時期,后來看得更多的是政治類書籍。記得我很小的時候,估計也就是五六歲,母親帶我去買書。當時,我母親在中央黨校工作。從中央黨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華書店。我偷懶不想走路,母親就背著我,到那兒買岳飛的小人書。當時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岳飛傳》,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還有一個版本是專門講精忠報國這個故事的,母親都給我買了。買回來之后,她就給我講精忠報國、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說,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親說,是疼,但心里銘記住了。“精忠報國”四個字,我從那個時候一直記到現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2、當時能找到的文學經典我都看了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這代人自小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上山下鄉的時候,我15歲。我當時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還輪不到我們去做,我們現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讀書、修身。“一物不知,深以為恥”,我給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那個時候,除了勞動之外,一個是融入群眾,再一個就是到處找書、看書。我們插隊那時候,也是書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學校的,同去的還有清華附中、五十七中等學校的,這些學校的有些學生有點家學淵源。我們都是背著書下鄉,相互之間交換著看。那個環境下,就是有這樣一個愛讀書的小氣候。那時,我居然在鄉村教師那兒也發現很多好書,像《紅與黑》《戰爭與和平》,還有一些古時候的課本,比如清代課本、明代課本等。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文學經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現在脫口而出的都是那時讀到的東西。
3、“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
“文革”時,我們家搬到中央黨校住。按當時的要求,中央黨校需要把書全集中在科學會堂里,負責裝車的師傅都認識我,他們請我一起搬書。搬書的過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來看。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那兒翻看“三言”(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
馮夢龍當過福建寧德的壽寧縣知縣。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壽寧的縣委書記也被戲稱為“省尾書記”。記得我在寧德工作時,早上出發,傍晚才能到壽寧。那個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時想起了戚繼光的詩,“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到了壽寧以后,我要下車但下不來了,被顛得腰肌勞損了,后來讓人把我抬下來,第二天才好。馮夢龍去了那么艱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嶺,據說他當時走了好幾個月。到壽寧以后,他寫了個《壽寧待志》,當時那兒還沒有縣志。所以,我對馮夢龍有很深的印象,后來常常引用他的東西。
4、讀完《怎么辦?》 睡光板炕煉毅力
我年輕時看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羅斯電視臺主持人采訪我,問我讀過哪些俄羅斯作品。看到我說俄羅斯作品如數家珍,他很驚訝。他說,我們俄羅斯好多人都沒看過這么多。
我們那一代人受俄羅斯經典的影響很深。看了普希金的愛情詩《葉甫蓋尼·奧涅金》,后來我還去過敖德薩,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詩人痕跡。我很喜歡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說英雄,誰是英雄啊?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英雄。當時,在梁家河的山溝里看這本書,那種感受很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是最有廣度的俄國作家,兩相比較,我更喜歡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歡的是《戰爭與和平》,當然《復活》給人很多心靈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歡肖洛霍夫,他的《靜靜的頓河》對大時代的變革和人性的反映,確實非常深刻。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民主主義革命者,他的作品給我們不少啟迪。他的《怎么辦?》我是在梁家河窯洞里讀的,當時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動。書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為了磨煉意志,甚至睡在釘板床上,扎得渾身是血。那時候,我們覺得鍛煉毅力就得這么煉,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們就出去摸爬滾打,下雨的時候去淋雨,下雪的時候去搓雪,在井臺邊洗冷水澡,都是受這本書的影響。
俄羅斯還有一批藝術大師,像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畫家列賓等。我為什么對列賓印象很深刻呢?當時,在農村還能夠發現一批美術雜志,那是非常寶貴的資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專門介紹列賓的油畫《意外歸來》,講一個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場景,那幅畫給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寫得不錯。
5、插隊時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德國的文藝作品比較大氣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歲看《少年維特之煩惱》,后來看的《浮士德》。當時,《浮士德》的漢譯本有三種。訪問德國的時候,我跟他們講,我演講中提到的一些東西不是誰給我預備的材料,確實都是我自己看過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這本書,我是在上山下鄉時,從30里外的一個知青那兒借來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學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說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說借我看看吧,我肯定還你。當時,我看了也是愛不釋手。后來他等急了,一到趕集的時候,就通過別人傳話,要我把書給捎回去。過了一段時間,他還是不放心,又專門走了30里路來取這本書。我說,你還真是到家門口來討書了,那我還給你吧。《浮士德》確實不太好讀,想象力很豐富。我跟默克爾總理說,也跟德國漢學家說,我當時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們說,不要說你們了,我們德國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我說,那看來不是因為我太笨。
6、兩次踏訪海明威的寫作之地
美國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詩《草葉集》,再有就是馬克·吐溫的作品,《競選州長》里的那個小片段給人印象深刻,還有《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我喜歡的是杰克·倫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喚》《熱愛生命》。《熱愛生命》是列寧的枕邊書,列寧在生命彌留之際仍請人給他朗讀這本書。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對狂風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鯊魚的描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體驗一下當年海明威寫下那些故事時的精神世界和實地氛圍。
我去過古巴兩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時去的。我說,我們找找海明威當年寫作的那個遺址吧。后來,到了他寫《老人與海》的那個棧橋邊,場景和小說中的一模一樣,幾個黑人孩子在那兒戲水,旁邊有一個酒店,這個酒店是他寫作的地方。我們專門在那兒吃了一頓飯。第二次去古巴的時候,我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他們聽說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帶我到了城里面一個海明威經常去的酒吧。他曾經在那個酒吧里寫作。海明威最愛喝的一種飲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葉,再加冰塊和白糖制成的。《老人與海》描述的那種精神,確實是一種永恒的精神。
7、雨果的作品最讓我感到震撼
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著我。我們年輕的時候,法國的很多書籍都翻譯過來了。司湯達的《紅與黑》很有影響,但對人世間的描寫,還是要算巴爾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間喜劇》的影響就很大。最讓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慘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為背景的。我看《悲慘世界》,讀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讓那一刻,確實感到震撼。偉大的作品,就是有這樣一種爆發性的震撼力量,這就是文以載道。再有,就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法國的畫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馬奈等,音樂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讓我印象深刻。
8、馮老給了我一個在正定建榮國府的理由
馮老(馮其庸)是紅學家,我跟馮老結識于正定,當時我在正定當縣委書記。那個時候,《紅樓夢》劇組正好要搞榮國府。當時要找依據,就是為什么在正定搞?他們沒有實際的榮國府、寧國府的圖,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兒找到的呢?在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有個專家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從他那里找到了圖。再就是請馮老給了我一個為什么在正定建榮國府的理由。見《紅樓夢》劇組的時候,我說我們這兒完全有資格搞,因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們都笑了,說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說,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這是馮老提供的。馮老研究紅學,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開國大將曹彬,曹彬是真定靈壽人,真定就是現在的正定,正定府當時的范圍包括河北的靈壽縣,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這個理由跟他們講,當然也是開玩笑。我記得,我們請馮老是1983、1984年的事情,馮老那時候還英姿勃發。
9、王愿堅講的故事對我很有幫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縣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來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愿堅。他對我很有幫助,為什么呢?他給我講了很多長征的故事,講了很多老將軍的故事,第一批授銜的老將軍,他大部分都采訪過。他當時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讓我非常有感觸。王愿堅說,有一次,我去采訪一位吃過草根樹皮、經歷過九死一生的老領導。正說著話,警衛員進來對老領導說,首長,參湯拿來了。老領導喝了一口,說涼了。小警衛員把參湯接過去,順手就潑在了外面。王愿堅說,看到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們現在條件好了,“補”的東西多了,按中醫的說法,人不能只補不瀉,現在是該“瀉一瀉”了。他的意思是說,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時的艱苦歲月,現在條件好了,要警惕脫離群眾。我聽了這個故事,也很有感觸。聯系到我們現在的反腐倡廉,為什么要這么做?王愿堅當時就說,近平同志,我沒有別的說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夠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深入到他們的生活和心靈中去,那可能對你從政很有幫助。
文藝與從政雖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規律。比如,王愿堅跟我講到柳青。他說,柳青是一個陜西作家,1952年曾經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并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蹲點14年,他的《創業史》很多素材就是從那兒得來的。王愿堅說,我為什么要跟你說這一條呢?你們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陜西省的一個文件發下來,他會知道他的房東老大娘是哭還是笑。如果你們對人民的心聲能了解到這個程度,那對施政是不是很有幫助呢?我說,你說得太好了,我一定謹記這句話。
10、賈大山被我“趕鴨子上架”當文化局長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時,結識了作家賈大山。當時,河北文聯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滿天)掛職正定縣委常委,是他帶我去賈大山那個文化館的。賈大山是一位熱愛人民的作家,他對人民的熱愛,使我很受感動。他本身就來自于群眾,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讓他去當縣文化局局長。他說,你這真是“趕鴨子上架”啊。我說,你這個“鴨子”就變一變吧,學著上架。在我選他之前,石家莊地區文聯讓他去當主席。他對我說,他們讓我去,我一直在猶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條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莊,誰給我做這碗菠菜面條呢?于是我就決定不去了。我說,好,留下來干吧。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憂國憂民情懷,“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要是說起來,賈大山有的時候顯得很“天真”,如果聽到一些他覺得褻瀆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著,就要問我為什么會這樣。你給他解釋清楚了,他就很高興。賈大山和賈平凹是同時出名的,但是賈大山后來不是那么多產,也沒有寫長篇的東西。我曾經把他們兩個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這稱為“二賈研究”。
講到賈大山,我們倆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一般是11點以后,他到我的辦公室來,或者我去他家蹭頓飯。他們家吃飯就是菠菜面條,有的時候他到街上買一只當地的“馬家”鹵煮雞,還有一種叫“跑肉”,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的。再開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兩塊錢一瓶。吃完之后,再來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兒來,我們開一個午餐肉罐頭,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11、文藝創作要反映真實的生活
我和葉辛同志(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都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輩。他講到的一些體會和心態,像開始見到農村、農民的那種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貴州插隊,我是在陜北黃土高原。當時,我從延安坐卡車到延川縣城,然后從延川坐卡車到文安驛公社,下車以后再徒步走15華里才到我那個村。這一路過去,走一步那個土就往上揚,比現在的PM2.5可難受多了。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我開玩笑說,那叫PM250。晚上出來到村里的溝邊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方米,看著窯洞里星星點點的煤油燈火,我當時說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話——這不是“山頂洞人”的生活嘛。當時對那里很不適應,有種距離感。但是,后來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個屋子有一排炕,因為就剩我一個知青了,睡的全是當地的農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誰都可以。晚上,我那個屋子就成了一個說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講。最后,我發現他們有很多讓我敬佩之處。我說,你別小看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濟濟,給他們場合,給他們環境,都是“人物”。當時我們有這樣的經歷,也看到有這樣的現象,這是活生生的,我覺得寫這些東西才是真實的生活。
12、軍旅文藝工作者要有軍味、戰味
我贊同閻肅同志(空政文工團一級編劇,已故)講的“風花雪月”(閻肅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發言中說,軍隊文藝工作者也有“風花雪月”,但那風是“鐵馬秋風”、花是“戰地黃花”、雪是“樓船夜雪”、月是“邊關冷月”),這是強軍的“風花雪月”。一提到這個詞,我就想起古代的軍旅詩人,有那么多蕩氣回腸的詩文啊。如果我們的解放軍文藝工作者沒有軍味、沒有戰味,那干嗎要穿這身軍裝啊?我們的軍旅文藝工作者要圍繞強軍目標,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這也是今后軍隊文藝工作體制機制改革的一個方向。
13、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李雪健同志(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講得充滿深情(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李雪健作了題為《用角色和觀眾交流》的發言,談了塑造楊善洲、焦裕祿等典型人物電影形象的體會)。他演了很多電影、電視劇,當時演《渴望》的時候,我沒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覺得把握住了這個人物;他演的《焦裕祿》《楊善洲》,兩個人物都刻畫得特別好,按行話講,就是入戲了。有句話叫“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兩部戲不是那種戲說,體現出來的是真正的楊善洲、焦裕祿,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的藝術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通過雪健同志所講的,我感受到他與塑造的人物是真正的共鳴、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話說得好,“共產黨員的職業病——自找苦吃”啊。中國共產黨人就是以解放全人類為自己的崇高目標,沒有個人的私利。
14、文藝作品要有質量、有特色
文藝創作要在多樣化、有質量上下功夫。當前存在一種“羊群效應”,這邊搞個征婚節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談戀愛、找對象的節目。看著有幾十個臺,但換來換去都是大同小異,感覺有點江郎才盡了。還是要搞點有質量、有特色的東西。我們有很多歷史題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慘慘的,老是說甲午戰爭我們被打得一塌糊涂,馮子材鎮南關大捷、戚繼光抗倭,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開拓思路,除了戚繼光、馮子材,還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現在的問題是怎么講好故事?故事本來都是很好的,有的變成文藝作品以后,卻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虎山》拍得還有點意思,手法變換了,年輕人愛看,特別是把現實的青年人和當時的青年人對比,講“我奶奶的故事”,這種聯系的方法是好的。實際上,我們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鮮活,也會有票房。像《奇襲白虎團》《紅燈記》《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貼近現實的、更加戲劇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潑一點,都能拍得很精彩。
15、重要建筑特別是標志性建筑應當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東西,是凝固的詩、立體的畫、貼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動面孔,也是人們的共同記憶和身份憑據。我們對待建筑的新風格、新樣式要包容,但是絕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現在,一些地方不重視城市特色風貌塑造,很多建設行為表現出對歷史文化的無知和輕蔑,做了不少割斷歷史文脈的蠢事。我們應該注意吸收傳統建筑的語言,讓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建筑個性,讓中國建筑長一張“中國臉”。
浙江美術館就建在西湖邊上。2003年除夕,當時我還在浙江,美術館建設有兩個備選方案,一個是建在錢江新城,一個是建在西湖邊上。有些同志認為應該建在錢江新城,我認為還是建在西湖邊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與美術館的人文韻味和諧地融為一體,這才是具有時代氣息、中國氣質的美。記得當時,我還跟許江同志說,浙江美術館的建筑風格,就要跟你許江同志現在穿的這件中式衣服一樣,要有中國風格。
《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14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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