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省委書記王儒林回答記者提問。記者 李聯軍攝
中央電視臺記者：我想請問王儒林書記，在過去一年山西的反腐正風的力度很大，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山西過去一年同樣持續增大的還有山西經濟的下行壓力。在您看來，山西的經濟下行和反腐敗之間是怎樣的關系？目前，社會對為官不為的議論很多，山西本土查處的官員很多，不知道這是否也是導致干部不想作為、不想做事的原因呢？
王儒林：山西經濟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腐敗和經濟的關系，可以說，腐敗是嚴重破壞經濟健康發展的毒瘤。我可以舉不同類型的事例來說明腐敗對山西經濟是怎樣發揮這個破壞作用的。
比如，去年我們查處的一個省金融機構黨委書記、董事長，在給企業貸款的時候，要求企業正常地付息之外，還要以2%的顧問費的形式支付給他個人控制的公司。這位董事長還以銀行的名義，發起成立了基金會和飛行俱樂部，他挪用基金會和俱樂部的資金到自己的公司使用，非法獲利。這位董事長還組織了12家企業各出資3420萬元，花了3億9000萬元，從國外購買公務機方便自己使用。這位董事長生活也很奢靡，長期飲用從韓國空運的牛奶。他表面上是國有金融機構的董事長，實際上假公濟私，損公肥私。這樣的腐敗越多，腐敗成本就越高。我們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要去企業成本，更要去腐敗成本。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查處的一個廳長，有一個素不相識的老板找他辦事，他猶豫，老板就從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張紙，寫上“給你3000萬，干不干”，廳長看完之后，老板馬上就把它塞到嘴里吞到肚里去了，廳長一看，此人可靠，事辦了，3000萬也如數收到了。這樣的腐敗，嚴重扭曲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樣下去，干部倒下去了，能拿到資源的也不是最優秀的企業，而是最能送錢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樣的企業也會垮下去。
我還想再舉個例子。我們查處的一個副市長，私欲膨脹，膽大妄為，他在北京看中了一套1420萬元的別墅，讓老板專程到北京給他付款買下來。他在海南游玩的時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產，就讓陪同游玩的老板當時就出錢給他買下來。還有一戶企業投資興辦煤礦，原來計劃兩年半建成，這位副市長向這個企業要干股錢，企業老板拖著沒給，副市長就百般刁難，8年沒有建成，老板一看沒有希望，無奈就想把這個正在建設的煤礦轉出去。副市長說，你不給干股錢，你自己想干干不成，你想轉也轉不出去。結果，老板給了他上億元，才把煤礦轉出去。我聯想到，山西119個縣市、區，去年財政收入最少的3300萬，排在后9位的都是貧困縣，這9個貧困縣的財政收入加在一起6.07個億，這位副市長貪腐的金額，現在查實的6.44個億，超過了9個貧困縣去年一年的財政收入。這種腐敗不僅嚴重破壞經濟發展，而且直接敗壞干群關系，動搖黨的執政基礎，如果這么發展下去，經濟搞不好、上不去，而且還將民不聊生，黨將不黨，國將不國。
至于反腐敗和為官不為，不是因果關系，恰恰相反，我們山西的實踐證明，反腐敗、凈化政治生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有利于清除害群之馬、驅逐劣幣，有利于把良幣找回來、把好干部用起來，有利于我們懲惡揚善，調動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為黨和人民工作的積極性。像剛才吳政隆同志講到的，太原城中村的改造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正因為省、市嚴肅查處了城中村干部的腐敗問題，調動了各級干部的積極性，而且公開透明、陽光操作，所以才取得了城中村改造的成效。事實證明，發展必須廉潔，廉潔促進發展。
山西反腐敗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
人民日報記者：請問王書記，山西之前發生了這種塌方式腐敗問題，不知道這一年來您覺得山西這種治理塌方式腐敗問題力度夠不夠，措施有沒有到位，還有沒有空白地帶？
王儒林：治理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問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交給新的山西省委的重大政治任務，也是全省人民的期盼。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的斗爭，不論有什么風險、有多少挑戰，我們都義無反顧、鐵腕反腐。一年多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中央紀委對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始終堅持零容忍、全覆蓋，有腐必反、有貪必肅，時刻瞪大眼睛，“老虎”“蒼蠅”都不放過。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在17個月里，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案28668起、處分31164人，這其中，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審查的廳局級干部129人，移送司法機關34人；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審查的縣處級干部1565人，移送司法機關157人。通過不斷加大反腐敗力度，形成和保持了“三個高壓態勢”，解決“不敢腐”的問題收到了明顯成效。
您還問到，山西反腐敗有沒有空白地帶？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也是老百姓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們在調研當中也發現，曾一度存在著“上面九級風浪、下面紋絲不動”，還有“中間波瀾不驚”這樣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反腐敗力度逐級遞減。我們采取牽牛鼻子的辦法，對各級黨委、紀委壓實“兩個責任”，特別是對不履行“兩個責任”的嚴肅問責。去年，全省對1520名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干部進行了追責，其中836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我們還加大了巡視工作的力度，去年在完成常規巡視的同時，實現了對縣市、國有骨干企業、金融企業、高校4個板塊的全覆蓋。我們還在全省深入開展以解決群眾舉報鄉村干部腐敗為切入點，專項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全省查處農村干部15612人，其中，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8653人次，遏制了“蠅貪成群、其害如虎”的勢頭。反腐敗“零距離”、直接惠及了人民群眾。全省“零容忍”、全覆蓋、大力度堅決反腐，去年中紀委收到我們山西省的信訪舉報量也明顯下降，我們省比全國的平均增幅低34.1%，其中重復舉報下降了57.3%。山西反腐敗的實踐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反腐敗取得了重大成效，贏得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反腐敗壓倒性的態勢正在形成。
中央對山西廣大干部是充分信任的
中國日報記者：當前反腐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么？怎么解決？社會上關注一些山西官員主動找到組織交待問題，那這些問題干部交待了問題之后是不是就沒事了？有人說，山西發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中央不信任山西干部。您對這些問題都是怎么看的？
王儒林：當前，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始終保持“三個高壓態勢”，以最堅決的態度減少腐敗存量，以最果斷的措施遏制腐敗增量。對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斂、不收手的，對問題線索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的，對在重要崗位將來有可能提拔重用的，尤其是對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頂煙兒冒出來的增量，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讓不守政治紀律和規矩、繼續腐敗的，付出代價。
對于減存量和遏增量，我感到，減存量難度更大、更棘手，任務更艱巨。在17個月，我們立案28000多件，處分31000多人，主要是存量。去年11月，我在約談市委書記和市紀委書記的時候，也分析過。從省委巡視5個市、44個縣、11個高校，加上前兩輪巡視情況看，發現問題線索93.04%是2014年9月之前的問題，主要是十八大之前的問題。也就是說，發生在新的省委領導班子高壓反腐之前。為了減少腐敗存量，我們在全省開展了腐敗問題線索大起底，力求把山西發生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的底子清出來，而且不定指標，上不封頂，凡腐必反，有貪必肅，除惡務盡。
我們還堅持拔爛樹、正歪樹、治病樹、救森林，堅持依法辦事、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寬嚴相濟。按照黨的一貫政策，組織上對犯了錯誤想改正錯誤的同志、主動交待問題的同志，應該創造條件、提供機會。我們注意把有問題、主動找組織交待說清楚的，和不相信組織、甚至對抗組織調查的嚴格區別開來，我們注意把握了“六個區別對待”。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已經有1556名同志主動找組織交待問題，積極退錢退物。這是個好現象。對能救起來的這些同志，還是要盡量地挽救，不要讓他們在犯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也不要讓他們在違紀違法的泥潭當中越陷越深。
對主動講問題的這些同志，我們認真對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分別采取重處分、組織調整、輕處分、誡勉談話等等辦法處理，充分體現了王岐山書記提出的“四種形態”的要求，體現了黨的政策。現在從總體上看，主動找組織交待問題的同志，是認理、認賬、認責、認罰、認改、認干。
您還問到，現在對山西干部的一些議論。實事求是地說，我也聽到了一些說法，包括有的說山西干部被打入另冊了，甚至有的說山西干部十年翻不了身等等。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符合實際。山西廣大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是堅決保持一致的，聽黨話、跟黨走的。中央對山西廣大干部在政治上是充分信任、高度重視、親切關懷的。特別是在深入反腐、凈化政治生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重構良好政治生態的前提下，我相信，山西廣大干部會不斷涌現出更好、更優秀的同志，山西干部會不斷成長起來。
初步實現選人用人風清氣正
鳳凰衛視記者：這個問題還想請教王儒林書記，您剛才講了很多反腐，我們現在很關注是否有人可用的問題。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干部作為不作為的問題。去年您在這個場合曾說過，山西省管干部就300多個空缺，而且用人選人、不帶病提拔您認為是個棘手的問題。現在我想請問，這300個空缺的怎么樣了，您認為的棘手問題是否解決了？
王儒林：去年這個時候，由于多種原因，我們省管干部確實空缺300多人。新的省委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急于選人用人，而是從清理兩支隊伍著手，整頓用人腐敗和用人的不正之風。這兩支隊伍一個是組織，一個是紀檢干部隊伍。在中紀委和中組部的總體安排下，結合山西實際，我們先清理門戶，解決打鐵首先自身硬的問題。去年全省組織系統排查處理問題干部305人，紀檢系統排查處理問題干部534人。在整頓這兩支隊伍的同時，我們堅持先立規矩后選人，先后出臺了6個文件，主要是防止干部“帶病提拔”，對干部選任工作中的一些敏感環節、模糊地帶都做了明確規定。我們還在全省深入實施“三個一批”，不搞政治運動，也不搞人人過關，主要是采取“六查”的辦法，來甄別、識別干部。我們對7萬多名干部進行了甄別，核查處理了有問題的是5122人，同時對雖然沒有違紀違法，但“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干部，該免的免、該降的降，調整退出了860人。省委還立下一條鐵律，凡是沒有經過“六查”的干部一律不動議，動議之后不論在哪個環節、哪個階段發現問題都放下，查清問題。我們還在全省深入核查干部個人報告事項，抽查了12000多人，對其中不如實報告的2499人，取消任用資格、組織處理和黨政紀處分。我們還實行“六個全程”，強調在干部的選任過程中全程留痕、全程署名。為了更好防止干部“帶病提拔”，我們還注意發揮群眾監督的作用，把原來規定干部任用公示不少于5個工作日延長了1倍，對群眾舉報不論是署名、還是匿名的，堅持有舉報必查，對查清沒有問題的，也還干部的清白，大膽提拔使用；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就暫緩使用，等等。到現在，新的省委共討論任免干部828人次，其中提拔266人，還沒有發現說情打招呼、跑官要官、拉票賄選、買官賣官的，可以說初步實現了選人用人風清氣正。選人用人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就是風向標，選一個人，就等于樹起了一面旗幟。下一步我們將繼續高度重視，不斷完善選人用人機制和措施，進一步把工作做好。
實施“六權治本”，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黨中央曾經提出反腐敗要標本兼治。您到山西工作后，提出了一個叫“六權治本”。這一年多來，“六權治本”是否管住了山西的權力的任性，是否能夠從根本上來阻止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
王儒林：高壓反腐治標，可以說為治本贏得了時間，贏得了空間，創造了條件。我們在治標的同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要求，探索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機制，在治本上下功夫。“六權治本”，是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約束權力、陽光行使權力、合力監督權力、嚴懲濫用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我看好比給有權力的領導干部戴上“緊箍咒”，人民群眾都是“師傅”，都會“念咒”，想搞腐敗的干部就搞不成。比如，“低保”問題是群眾切身利益老百姓普遍關心的問題，不同程度存在著關系保、人情保、錯保、漏保等問題。按照“六權治本”，改變過去的做法，實行個人申報，村“兩委”討論，村黨員和村民代表評議，鄉鎮入戶調查，報縣民政部門批準。每個環節都公開透明，張榜公示。這樣，想運用權力搞點名堂就不容易了。長治市壺關縣的樹掌鎮，2014年拿“低保”的893人，采取了剛才說的辦法，把其中151人不符合條件該退的退出去，同時把全鎮符合條件的207人該進來的進來了，現在全鎮一共是949人享受了“低保”政策，做到了應保盡保，老百姓高興。再比如城中村改造商鋪的配置，太原市萬柏林區下元社區，采取建立三輪抓鬮、公證處公證、匿名競拍制度，把城中村改造后59個商鋪配置到群眾手中。老百姓說，“我們也可以和干部競爭一下商鋪的好地段了。”這種辦法，沒有投訴的，百姓滿意。實施“六權治本”，各地還搞了“兩清單”、“兩張圖”、“兩平臺”等等，干部會操作，群眾看得懂。實踐證明，按照這樣的辦法，如果我們堅持落實到位，可以建立起“不能腐”的防范機制，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解決制度治權的問題。
“革命興煤”解決煤炭供給側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面對山西現在的經濟困境，請問今年是否會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來？習近平總書記有提到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請介紹一下山西這方面的情況，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呢，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重點談一談“去產能”？
王儒林：實際上自從2014年9月以來，山西新的省委領導班子始終是堅持“兩手抓”，省委提出的“五句話”總要求，“六大發展”戰略，做好煤和非煤“兩篇大文章”，煤炭的“六型轉變”，非煤發展七大產業，在科技創新、民營經濟發展、金融振興三個方面實現突破，等等，都是在抓發展、抓經濟。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堅持“兩手抓”。
您問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感到這個問題的提出意義重大、切中要害。從山西情況看，經濟的困局有需求側的問題，但主要的病根在供給側，要害是“結構性”，產業結構“一煤獨大”，要素結構過多依賴資源投入等等，不適應市場需求結構變化。山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么改？我們首先還是要盯住煤炭，徹底改變挖煤、賣煤、燒煤這樣的老套套，擴大有效供給，強化優質供給，創造新的供給。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新的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維來看山西今天的煤炭問題，解決煤炭的供給側問題，我想說，“三個著力抓好”。第一，就是著力抓好煤炭的清潔化、高端化、精細化、差異化。歸根結底，辦法要靠創新。比如傳統的煤轉化成油，它受國際油價的制約，國際油價低到60美金的時候企業打平，油價再低企業就虧，現在油價是30美金左右，我們要走發展高端產品的路子。像煤制高端燃油、煤制高端潤滑油、煤制高端溶劑油等等，價格高，市場的潛力也大。不但是油品，我們還可以生產系列高端蠟產品，像氧化蠟、微粉蠟、高熔點費托合成蠟等等，而且許多這樣的產品，煤基的比石油基的更有優勢。這不是設想，潞安集團有的產品已經投產，有的陸續投產，有的深入研發，前景非常好。我們就是要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對企業全力支持，做大做強。第二，要著力抓好煤炭伴生資源的開發利用。煤炭可以說渾身都是寶，常量元素12種，微量元素86種。比如說煤炭含鋰，鋰是非常重要的金屬元素，專家預計全世界需求將以20%的速度增長。我們國家的鋰資源主要是在鹽湖和鋰礦石中，過去沒有重視煤炭中含鋰，去年有關科研機構在我們平朔煤礦發現伴生大量的鋰礦資源，而且可以供工業開發利用。經過測算，它的潛在價值量相當于煤炭自身的價值。而且煤中不僅是鋰，還有鎵，有鈧，有鍺，有釔，等等可以實現工業利用的寶貴資源。我們山西煤炭中還發現了“煤珀”，實際上和“琥珀”是一樣的，都是有機樹脂形成的化石，是難得的寶石。在我們的長平、五羊這一帶發現煤炭里含有大量的“煤珀”，有關機構預測，它的潛在價值量超過煤炭資源。所以說，我們要咬住煤炭伴生資源的開發利用這個目標不放，力求在科技創新上實現突破，煤中伴生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非常大。第三，著力抓好煤炭替代石油基產品的研發、推廣和應用。比如甲醇，就是很好的車用替代燃料。工信部從2013年在我們山西晉中試點，現在各方面的數據資料證明，甲醇作為汽車燃料，節能、環保、減排，經濟效益也好。尤其我們國家基本國情是缺油少氣，但是煤多，我們國家必須解決石油替代問題，煤炭將是最好的替代資源的選擇，這件事做好了，對國家能源安全意義重大。我們要解決存在的諸多問題，全力抓好。
總之，我們山西要下決心走出“革命興煤”的新路，解決煤炭供給側問題。煤炭表面看是黑的，實際上是干凈的、是綠色的；煤炭也是寶貴的，我們要全面開發利用；煤炭還是“高尚的”，它燃燒了自己，溫暖和照亮了別人。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多一些給煤炭正名、恢復名譽。當我們重新認識了煤炭，就等于重新認識了山西，我們山西做好煤炭這篇大文章之日，就是徹底改變形象之時。
山西文化旅游資源豐富多彩，越深耕細挖就越有價值
光明日報記者：王書記您好，您一直在大力推進山西省的文化建設，請問文化建設對于解決山西省腐敗問題，以及面對解決經濟下行壓力能否起到一定作用？
王儒林：剛才，記者朋友問我那么多問題，基本上都是比較沉重的話題，您這個問題就不一樣了，您終于說到我們山西的文化了，我感到很高興。正像您所說的那樣，我到山西以后比較注意學習、理解山西歷史文化深厚的底蘊，力求多一些歷史文化的思考。我對來山西的客人、外賓介紹山西省情的時候，說的比較多的是五句話，這就是“山西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人杰地靈、資源豐富、貢獻突出”。說山西歷史悠久，我感覺突出的是“三個一”：一個是“一縷曙光”，這就是1994年中美聯合考察，在山西垣曲發現了“世紀曙猿”化石，它的科學含義是“類人猿亞目黎明時的曙光”，經過測定“世紀曙猿”時間是4000多萬年前，它的意義在于豐富了“人類起源說”。二是“一堆圣火“，這是國務院命名的運城西侯度文化遺址，考古專家在這里發現了人類180萬年前用火燒的獸骨，把人類用火的歷史向前推進了100多萬年。三是“一座都城”，這就是去年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發布了臨汾陶寺經過近40年發掘的成果。陶寺文化遺址是一座都城，這座都城的規模宏大，280多萬平方米，相當于北京4個紫禁城的面積，陶寺古都城有城墻、宮殿、貴族區、平民區、手工業區等等，出土了大量十分寶貴的文物，包括朱書文字。在這之前，我國最早的是殷墟文化遺址，它是商代后期的，陶寺文化遺址比殷墟文化遺址，甚至比整個商朝都早了700多年。陶寺文化遺址也比我們國家商朝之前的夏朝就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還早了300多年。著名的考古專家、歷史學家研究考證，初步認定陶寺文化遺址就是堯都，和我國歷史上記載的堯時代是高度吻合的，把我國歷史至少向前推進了500年，成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最新的重要支點和基石。那么堯之后是舜和禹，禹之后是夏商周，舜和禹，夏商周在山西都有大量歷史文化遺跡，到周成王桐葉封弟、叔虞入唐，后來他兒子燮改國號為晉，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晉國延續了640年，其中150年稱霸中原，之后秦、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遼、金，一直到元、明、清，在這一歷史長河中，我們山西的歷史文化依然波瀾壯闊。
現在如果大家到山西看看，有云岡石窟、五臺山、平遙古城，我們山西的山水太行山、呂梁山、禹山、歷山、蘆芽山、王莽嶺、北岳恒山等等，我們山西的鹽湖、圣水湖、娘娘灘、老牛灣、汾河、桑干河、滹沱河、壺口瀑布、黃河風情等等，有山有水就有關口，雁門關、偏頭關、寧武關、平型關、殺虎口、黃崖洞等等。剛才說的歷史古跡不僅是堯之前的炎帝陵，還有舜帝陵、禹王城，說到城，我們山西的長城是著名的，非常有特點，特別是關公故里、晉祠、鸛雀樓、大槐樹、王家大院、喬家大院等等。那么說到佛教文化，佛光寺、南禪寺、華嚴寺、廣勝寺、普救寺，包括道教的永樂宮等等，山西這些文化資源是獨特的，所以說，5000年中國歷史看山西當之無愧，而且包括4000萬年前、180萬年前看山西。我們山西幅員面積僅占全國的1.62%，但是我們國家元代以前現存的木構古建筑的75%在山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剛才您問到文化對當前反腐、從嚴治黨的作用，我們正在大力弘揚山西源遠流長的法治文化、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光耀千秋的紅色文化，包括剛才說到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對于我們今天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解決“不敢、不能、不想腐”的問題，都將發揮重要的歷史文化的特殊作用。同時，我們還努力把文化旅游作為非煤產業的首位產業，省委、省政府全力推動，努力發展好。我們有關部門計算，如果海外一名游客來山西平均消費360美金，相當于山西出口一噸半優質焦煤，如果一個國內客人到山西消費960元，相當于出省兩噸動力煤，現在還不止兩噸，而且純綠色沒有污染。山西的歷史文化旅游資源豐富多彩，很有特色，是一個寶藏，和煤炭不一樣，文化旅游資源我們越是深耕細挖就越值錢越有價值，所以山西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的潛力是巨大的。我非常歡迎媒體朋友對我們山西進行監督，但是更希望媒體朋友給我們山西加油，希望大家多到我們山西來，來休閑、度假、旅游，謝謝各位。
（采訪實錄由本報記者尚慧輝劉宇楊文記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