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班江·賽買提

“其實新疆人和北京人、上海人、山東人沒有什么兩樣。”在北京南禮士路附近一家僻靜的咖啡屋里，庫爾班江·賽買提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這位出生在新疆和田的維吾爾族攝影師，在他32歲那年，突然成了中外媒體追逐的焦點。2014年10月，他在自己的新書《我從新疆來》里，圖文并茂地講述了100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這些書中的主人公包括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等十幾個新疆的主要民族。

眼下，同名系列紀錄片正在熱拍中，而這才是庫爾班江的初衷。作為書的延續，他的計劃是通過影像的力量，以最直觀具體的形式，記錄20位不同民族的新疆人的經歷，講述他們在祖國內地生活發展的故事。

“我講的故事無關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他們在默默無聞地為國家作著貢獻。”庫爾班江說，身為紀實攝影師、職業攝像師，他用書和影像記錄普通人的夢想和奮斗。

“如果出一本書，寫100個人的故事，那影響力一定會更大吧”

在庫爾班江看來，不少外國人對新疆的認識基本上限于旅游宣傳，連一些內地人對新疆和新疆人的片面理解有時候都讓他哭笑不得。“一次在電視臺錄節目，編導問我能否穿民族服裝，我說你眼里的民族服裝是什么？他們就直接給我上了跳舞的衣服，幸好沒給我手鼓。我說生活中我不是這么穿的。”庫爾班江說，有些維吾爾族學生到內地上學，他的同學甚至會問，你們上學是騎馬嗎？

“7·5事件”發生時，庫爾班江正在蘭州拍片，看到這個新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知不覺眼淚就流下來了，心里非常酸、疼。這不是幾年時間能夠恢復的”。

庫爾班江有個一起長大的漢族發小，“小時候，我們天天打架，我跑步他也跑步，我練拳擊，他也練，他練不好我就打他，那時我們都沒有覺得誰欺負誰。我們一年不通話，但每次我回和田，他都會第一個出現在我面前。他大學學的是維吾爾語，因為他覺得我漢語不好，需要用維吾爾語和我交流。”這段經歷讓庫爾班江堅信，只要建立起一種長久的溝通方式，任何誤解都會被消除。

庫爾班江說，新疆和內地一樣，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變化，庫爾班江覺得該告訴周邊的人現在的新疆是什么樣子。

《我從新疆來》的選題早在3年前就有了。最初庫爾班江想拍的是紀錄片，拍10個人，每個人十幾分鐘，然后通過網絡的方式傳播，讓大家看到一群真實的新疆人。“我想打破傳統紀錄片拍攝方式，用電影的概念、電影的手段來拍，但一算要600多萬元。當時劇組也成立了，由于資金沒到位，只好放棄了”。

紀錄片暫時拍不成，庫爾班江決定先做些前期采訪，用圖文方式展現在內地工作的新疆人的真實故事。他覺得最能改變人們看法的就是和自己同樣勤勞上進的新疆人，“如果說少數人的錯誤做法可以破壞一個群體的形象，那么多數人的正確理解和積極行動更可以改善一個群體的形象”。

從2013年年底開始，庫爾班江利用一切空閑時間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追蹤采訪對象，并陸續在自己的微博中呈現。2014年4月1日，首發在網易《看客》上的圖文專題記錄了30個新疆人的故事，居然有了2500萬次點擊量。這么多人關注，證明大家迫切需要這個溝通交流的平臺，這堅定了他的信心。“如果出一本書，寫100個人的故事，那影響力一定會更大吧。”庫爾班江想。

在接下來近一年里，庫爾班江行程數萬里，走訪了20多個城市，采訪拍攝超過500人，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新疆不能被極端的情緒籠罩。如果我們不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會有其他不利的聲音和觀點冒出，左右別人對你的看法，嚴重影響新疆人的聲譽。我愿意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表達一個完整清晰的新疆。這是我的使命。”庫爾班江說。

一開始，庫爾班江先找了30多位身邊的朋友作為采訪對象，然后這些朋友不斷介紹新的采訪對象給他，“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絕我，說這樣做沒用。還有的人，反過來質疑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有意義嗎？”庫爾班江說，他曾一天飛過3個城市，有時候本來電話里頭聊得挺好，但當他從一個城市飛到另一個城市，對方卻不接電話、不回短信了。

讓庫爾班江感動的是，大多數采訪對象對他給予支持。書中最終確定的十幾個民族的100個人中，年紀最大的92歲，最小的7歲。他交給庫爾班江的文字中，有拼音、漢字，還有英語。庫爾班江說，最長的錄音資料整理出來近4萬字，“故事太精彩了，我舍不得刪，雖然只用了其中的5000多字，但我把它當成資料，以后有機會單獨發表”。

那些日子，他形容自己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每天5點起床，凌晨一兩點到家，一天睡4個小時都是奢侈的事。有時白天采訪四五個人，晚上回到家整理照片和錄音。“這本書是自述形式的。”庫爾班江說，這些故事沒有掩飾，沒有刻意，只是真實呈現。

“看新聞時，新疆有時很遠很陌生；看這本書時，新疆卻很近很熟悉。這些圖片與文字里，沒有別人，只有我們自己。這些故事出現在我們面前，本身就是改變。”庫爾班江說，主持人白巖松寫給《我從新疆來》的這段推薦語，是2014年7月的一天通過手機短信發給自己的，他覺得這是看書的真實感受。

“新疆其實沒那么遙遠”

《我從新疆來》書中所選取的100個人，有科研人員、律師、演員、大公司的總監、留洋博士、鐘情于音樂的醫生、剛到內地工作的廚師、和田玉商人，還有設計了國內多個清真寺的建筑設計師、做了50多年維吾爾族音樂的漢族人……他們年齡、職業、人生經歷不同，但他們都從新疆來到內地，默默融入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并且通過各自的努力拼搏贏得了社會的尊重。

在紀錄片《我從新疆來》的樣片里，庫爾班江講了3個新疆人的生活和夢想：一個到北京跳舞的姑娘，一個賣烤羊肉串的大叔埃里克，一個歌手帕爾哈提。“那個女孩每晚要跑3個場子，凌晨三四點才能下班回家。女孩打車，燈光閃爍的街頭上，所有的車不是現實世界的車，都是慢速拍攝，只有她是真實的。每個人的生活狀態不一樣，所有的人都在路上……”在庫爾班江的故事里，對命運的關注超越了民族和地域，“大家把‘新疆’兩個字拿掉，你會發現我講的就是最為普通的中國人的故事。我們也是中國公民，你所有的喜怒哀樂我們都有，我們這么努力生活工作，只是為了做一個和你們一樣的普通人”。

有一次，庫爾班江隨攝制組到烏魯木齊采訪。有個導演沒去過新疆，一路上都在說二道橋（烏魯木齊維吾爾族聚居區）治安不好。庫爾班江就把他們帶到二道橋，然后拿走了導演的手機和錢包，讓她自己回酒店。導演后來自己找了個維吾爾族黑車司機，說錢包、手機被人拿走了，安全送達后再付錢。司機二話沒說就把她送回了酒店，卻一分錢沒收。

這些年，庫爾班江慢慢影響著身邊的人，之前不敢去新疆的，現在也敢去了，有誤解的也開始改變了態度。

“烏魯木齊是二線城市，可年輕人看到的東西和想法跟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你去那里一看，哇，姑娘也穿得好時尚啊，也有很多國際范兒的樂隊。像我這樣的30歲左右的年輕人都在行動著，他們愿意做事情，也愿意出來發展。”庫爾班江說，我們都是同樣的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家庭與夢想在奮斗。如果說我們之間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長相不同、語言不同、飲食習慣不同，“新疆其實沒那么遙遠”。

來北京快9年了，庫爾班江早已習慣了內地的生活。在單位，也沒人覺得維吾爾族的他和別人有什么不同。剛開始工作那會兒，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顧他，經常是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出差，為了他一個人到處找清真餐廳。“我要求吃漢餐，他們說，別開玩笑，再找找。”但他堅持進漢餐廳，經常是一份炒西紅柿雞蛋、一碗米飯搞定。

“尊重是你自己贏得的。我所拍攝的這些新疆人，他們都活出了自己的自尊。別忘了，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之一，不是客人。”庫爾班江希望書中的100位新疆人的100個故事能形成一股榜樣的力量帶動更多的人，“我書中的人物都有包容、勤奮、勇敢、自信的特質，這才是新疆人普遍的品質”。

“越努力才會越幸運，越勇敢才能有改變”

作為《我從新疆來》里第101個故事的主人公，庫爾班江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序言里。他的故事，就是“維吾爾北漂”的勵志故事，有辛酸，更有滿滿的正能量。“我拍攝別人，其實是在拍攝自己；講述別人的故事，也在講述我自己的故事。”庫爾班江說，這個過程當中，被采訪者的很多故事他都經歷過。

“越努力才會越幸運，越勇敢才能有改變。”這是庫爾班江為他的書總結的“中心思想”，但前提是要勇敢地走出來。“我從和田走出來，扛起了攝像機，我一直在努力，但這個機會在哪兒那時候我不知道，當我踏踏實實做我自己的時候，這個機會自然而然就來了。”

和田是新疆傳統的維吾爾族地區，但改革開放不久，庫爾班江的父親因為做玉石生意開始頻繁跑內地，回來后，經常給孩子們講他遇到的人和事。父親說：“你們是男孩，一定要出去看看。”在庫爾班江的記憶里，父親的故事幾乎都跟教育、知識、上學有關。他常說：“肚子里面沒有墨，你怎么能寫出字來？”庫爾班江記得小時候搬過3次家，每次都從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直到周圍住的都是“文化人”，“我們不逃學了，學習也變好了，因為周圍的小孩都在上學”。

父親曾因生意失敗而離家4年里，庫爾班江支撐起家里的重擔，把弟弟妹妹送去上學。他擺過攤，賣過烤肉，做過玉石生意，面對艱辛生活始終樂觀、陽光、幽默，外出時總隨身帶著相機，拍攝吸引他的人文景象，直到遇到后來成為他干爹干媽的央視導演孟曉程夫婦。2002年，孟曉程夫婦到新疆拍紀錄片，也正是那次偶遇，他們將一個喜歡攝影的維吾爾族小伙子帶進了紀錄片行業。“孟曉程把我當成兒子，教我怎么做人，他希望我成為一個‘世界人’，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維吾爾族人、新疆人以及中國人。”庫爾班江說，后來他慢慢理解了“世界人”的意思，“視野寬了，心胸也會寬”。

庫爾班江說，2009年畢業后，他和一個朋友在北京合租房子住。畢業第二年，一整年他都沒有什么活兒，沒有任何收入來源，一年后才有了《時·光》，然后是《牦牛》《自然的力量》，從此以后就再沒閑下來。

“低潮的時候我也想過放棄，但最后我還是撐下來了。”在庫爾班江看來，人的潛力是通過自己逼自己挖掘出來的，“當年打拳時傷到的左眼在12年后和我開了個玩笑，在我出現一些青光眼的癥狀時，剛好接到了一個去國外拍攝的任務，因為不想耽誤整個團隊的工作，一咬牙還是去了。結果在高原拍攝時，左眼視網膜脫落、穿孔，看什么東西都是黑的，只好戴了個眼罩，以‘加勒比海盜’的造型繼續工作。回來后被醫生罵，說你是不是不要眼睛了。”一直以來，庫爾班江的狀態都是“蠻拼的”，“我是一個喜歡找困難困住自己的人，然后享受那種使勁掙扎最后破繭而出的喜悅”。

2006年8月，庫爾班江以“旁聽生”的身份進入北京傳媒大學學習紀實攝影。在學校，他是名副其實的“蹭課大王”，哪個系的課都聽，永遠坐在第一排，課上問題最多。“他們的課我都追著聽好幾遍，有的老師都‘煩’我了，因為他們要說的每一句話和案例還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門兒清。”庫爾班江笑道，其實那是因為當時自己漢語基礎不好，必須一遍一遍聽才能懂。直到現在他還留著當時的筆記，一共七八本，漢字、拼音、維吾爾語三合一。

“北京是個競爭多大的城市啊，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紀錄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別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擊過，比如架上機器完全不知道該拍什么，當時導演就說‘你不適合拍紀錄片’”，又是師傅一句“特別霸道的話”救了他，他說：“我說你是個好攝像，你就是個好攝像！”

但庫爾班江又特別幸運，這些年得到了不少“貴人”相助。和干爹干媽一起拍片，第一部參與的就是中國首部商業自然類紀錄片《森林之歌》，“拍片的起點很高”，第一次當攝像就是航拍。而且，這部片子的總導演正是師傅王路的師傅、《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后來，陳曉卿成了庫爾班江的“師爺”，帶著他拍了很多紀錄片，其中就包括《舌尖上的中國2》。

和作家王蒙的忘年交也讓庫爾班江受益匪淺。有過16年新疆生活的王蒙對新疆有著特殊的感情：“我喜歡新疆，也惦記新疆，可是最近老是從報紙上看到關于新疆讓人不舒服的一些事，這樣的話甚至讓很多人很緊張，不知道這新疆怎么了。”王蒙說，庫爾班江那么年輕，沒有任何背景，也沒有接受什么特殊使命，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

《我從新疆來》英文版首發后，得到海外出版界的廣泛關注，該書日文版正在翻譯過程中，按照計劃，阿拉伯文版的首發式將于今年秋季在埃及舉辦，土耳其文版的版權簽約儀式也已提上日程，“這本書的維吾爾語翻譯工作已經結束，順利的話8月下旬就可以出版了”。

“新疆那片土地給予了我們不斷努力、學習進取的性格，現在的生活和社會給了我們非同尋常又無奈的選擇和經歷，但我們的心胸就像新疆的那片土地一樣大。”關于未來，庫爾班江并不說“期待”。他說，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最重要的是每個人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社會也是一樣，“現在就連生活、工作各個方面遇到的挫折，也覺得是幸福”。

但風風雨雨一路走過來，庫爾班江始終堅信有了理解就不會有誤解，“你心里面想著什么，你才能遇見什么。只要心中充滿陽光，就一定能見到陽光。和田和新疆還有我們這個國家，都是一天比一天好，因為我相信光明戰勝一切。”庫爾班江說。（記者 吳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