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甸地震災區，到處都可以看到身穿各式各樣服裝的志愿者。他們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觸動著我、教育著我，也激勵著我。這些志愿者不講任何索取，只講無私奉獻，他們閃光的言行中有情有義有思想有境界，十分令人敬重，感人至深。一個民族的振興，一個國家的崛起，在志愿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好的希望和未來。

下午5點鐘雨停了，我來到龍頭山鎮的安置點，廣播中通知受災群眾們吃飯，老人和孩子先吃，大家謙讓著排隊打飯，秩序井然，兩千余人沒有絲毫混亂。裝著百余斤菜的大盆前并排站著五六個小姑娘，眼光露出嚴肅和責任，她們既是受災者又是志愿者。我問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做這項工作是領導派你來的嗎？”她快言快語地說：“不是，我自己主動來的。”并指著身邊的幾位同伴說：“大家都一樣，都是自覺自愿來這里干活的。”這些孩子大概都是剛上初中的年齡，但顯得比同齡人成熟了許多，莊重了許多，地震的考驗使她們迅速成長。

在離開帳篷區的小路上，我遇到一位胸前戴著黨徽，胳膊上戴著共產黨員袖標的女大學生。她在貴州上大學，暑假回家碰上了地震，由于在搶險救災中表現突出，今天上午被吸收“火線入黨”。當時，她正站在一條小河邊洗著滿腳滿腿的泥。這個暑假對于她來說意義重大，肯定足以影響她一生所走的道路。

天漸漸地黑了下來，在距離震中十余公里的安置點上燈火通明。汽車聲轟轟，人聲鼎沸，搶險救災部隊的軍用大卡車，一輛接著一輛開來卸下救災物資后又開走。卸救災物資的都是附近的村民和學生。他們騎著摩托車來，干完活又騎著摩托車走，來了一批又走了一批，看似忙亂其實相當有序。這些人都是本土的志愿者。

在卸救災物資的人群中，我在一輛卡車旁看到肩并肩父子的志愿者。父親黑黑的比較胖，赤膊上陣，干活很賣力氣，而且還負責組織派工。兒子清秀瘦高，讀初一的年紀，手上包裹著紗布，干起活來顯得有些力氣不足。他們的家距離這里有3公里路，孩子正放假，就和爸爸來當志愿者。

他爸爸是黨員，還擔任村委會的委員，8月3日發生地震的當夜，步行6個小時進入地震災害最重的村，當起了專干重活的志愿者。開始是挖被埋者，后來是抬傷員也抬遇難者，接下來就是運送救災食品和帳篷，用他的話說是累得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了。一干就是7天7夜，前天他才從重災區返回來，最困難的那兩天，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夜里只能砍一些樹枝放在山坡上，躺在上面打盹，休息兩三個小時起來再干。

我看這位爸爸志愿者時，他的眼睛仍然布滿血絲，說話的聲音是沙啞的，但精神還不錯。爸爸拉著孩子的手說：“這是上午卸救災物資時被劃破的，沒什么大事。”我問：“你在災區干了這么多天，有沒有點補貼？”他馬上表現出對我的話不理解：“救人救命救災要什么補貼？我家種了不少水果，收入挺高的。”一句平常樸實的話，道出的是真情真意和精神境界。

在這個安置點上，我還遇到一位和我年紀相仿的老志愿者，他屬于比較有經驗的志愿者，穿著山東日照志愿者的橘紅色救災服，說的是一口膠東話。一細問，他是來自山東萊州的農民，和我的老家是鄰縣，頓時更加親切。我問為什么穿著日照的志愿者服裝，他說這幾年汶川、蘆山地震他都去當過志愿者，服裝是蘆山地震時山東日照救援隊送給他的。

這位山東萊州老鄉說：“兒子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老伴在家里伺候莊稼還養豬，不愁吃不愁穿生活過得挺好，總想為社會做些有意義的事兒。這次魯甸地震的第二天他就來了，先是在昭通機場幫助運送救災物資，后來又到這個安置點上工作。”我有些不解地問：“你一個人來，是怎么同當地聯系的呢？”他說：“我救災當志愿者有經驗了，到災區就找民政部門，他們知道哪里需要志愿者。”從他的言談中，感覺到我國志愿者的活動已經日趨成熟。

晚上，我找了幾位從震中轉移過來安置的受災黨員，了解地震山體崩塌滑坡的過程，重點是商量下一步過渡安置和恢復重建怎么辦，怎樣組建臨時黨支部更好地把黨員作用發揮出來。他們很不幸，住著三十多戶人家的村莊被埋在了100多米深的滑坡體里，不少親人都遇難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黨員，兩個兒子在外地打工，兩個兒媳婦和孫子都遇難了。8月3日那天下午，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場剛剛過去的噩夢。

他目光呆滯地看著我說：“地震發生過程也就十幾秒鐘，過后兒媳找不到了，孫子也找不到了，整個村莊都不見了。那時我正在山上摘花椒，聽到轟轟的怪聲，回頭一看半面山滑下來，碎石滾滾煙塵遮天，自己腳下的山坡也下移了四五米。”

這個小村莊活著的有3名黨員，我希望他們在安置點組建一個臨時黨支部，當起主心骨，做好幸存群眾的工作，搞好過渡安置的災后重建。但他們受到的打擊和刺激太大了，每家都有幾個人遇難，很難從痛苦中走出來。這時，和我年紀相仿的山東萊州老志愿者站了起來說：“我可以留在這里，參加他們支部的活動，幫助村里老鄉分擔一些。家里人理解和支持我，我在這多住幾個月沒關系，向黨組織保證，我能和他們一起努力把村里的事情辦好。”這就是覺悟，這就是黨性。雨后山風雖然有些涼意，但我的心卻被感動得熱乎乎的。

還是在這個安置點上，我正在翻閱著受災群眾的登記表，一位戴著共產黨員袖標的志愿者拉了拉我的衣角，用濃濃的東北話問：“你還認識我吧？”我回頭仔細地辨認和回憶，驀然想起兩年前彝良“9·07”地震，傍晚在一個臨時救助點吃晚飯時，與這位來自黑龍江的年輕志愿者認識了。這個小伙子屬于生命關愛組織的志愿者，當時他向我反映十多公里以外一個村有疫情，上百人發熱還未得到醫治，我當天夜里就聯系醫療隊進駐了。

就是那天夜里，在一個滿地泥水的帳篷里，這位小伙子拿出了入黨申請書，懇切要求“火線入黨”。我被他的精神所打動，破例收下了他的入黨申請書，第二天早晨交給了縣委的同志，請他們按規定考察這位志愿者，是否符合入黨條件由地方黨組織審查把關。

沒想到，兩年后我們又在損失更慘重的魯甸地震災區相見，這可能真的是一種緣分。他告訴我：“你從彝良地震災區走后，縣里就有人到救助點來，了解我的情況和入黨的想法，真的要感謝你啊！”我說：“要感謝的是你，感謝你為云南地震災區老百姓作的貢獻。”他拉著我的手接著說：“這次地震當晚，我就坐上火車上路了。坐了4天4夜火車，又步行走了7個小時才到了震中。你剛才一來就覺得面熟，我跟在你后邊有好一會，沒太敢認。真想不到還能見到你，你的頭發比兩年前白了。”與小伙子再次相遇，得知他已經入黨，年青一代志愿者在救災路上奔走成長，我感到欣慰。

到地震重災區的第二天中午，我來到一個叫火德紅的地方。已經過了午飯時間，安置點上的伙房還有點剩菜剩飯，沒有桌椅板凳，我端著一小碗飯菜邊走邊吃，邊向災民們詢問些情況。在這里又遇到了一小批志愿者，他們都是十來歲的學生。在一個受災群眾登記臺前，坐著一位小志愿者，滿臉稚氣，一口童聲。從他登記的小本子上，我看到一個個名字和村名，其中有兩個村已經淹沒在堰塞湖十幾米的水面下邊了。我問小志愿者：“誰安排你在這工作？”他有點迷惑地看著我答道：“我自己。”顯然，我這句問話是多余的。

不遠處有個新華書店設的帳篷圖書點，幾十個孩子還有一些大人在那里看書。我走過去觀察，沒有發現哪個孩子把書帶走，也沒有人把書亂扔亂放。一位年輕的農民領著一個小孩，孩子手中拿出一本識字卡通書，怯生生地走過來問我：“能不能帶走這本書，孩子想用它識字。”我也拿不準此處圖書點的書可不可以帶走，但看到孩子渴望的目光，就自作主張地說：“可以，給孩子帶走吧。”

隨后，我詢問一個正在看書的小男孩：“這個圖書點沒有人管嗎？”他說：“有啊，我就是志愿者，負責管這個圖書點的。”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有些志愿者沒戴什么標志，他們都是主動承擔著責任，自覺履行著義務。而且這個圖書點的書既可以看，也可以拿走的。

這次到魯甸地震災區兩天的時間里，讓我感動的事情太多了，由此也使我聯想和思考了許多事情。所到之處，我看到的是盡職盡責堅強的黨性，看到的是堅韌不拔善良的人性。尤其是共和國的志愿者們，絕對是地震災區的脊梁和筋骨。

他們中間有黨員有群眾，有農民有學生，有老有小。從老年志愿者身上，我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年輕志愿者身上，我感知到了祖國的美好未來。

透過志愿者這個先進的群體，我清晰看到了共產黨在群眾心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切實體驗到了黨與人民融為一體的偉大力量；由此，我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更加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和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