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華 于海沖
2013年07月12日08:2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日前,安徽省和縣舉辦首屆職業技能競賽。共有來自全縣7個鎮和3個經濟開發區的77名選手參加了比賽。當地政府部門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幫助農民工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 |
建筑工、環衛工、保潔員、洗碗工……由于缺少技能、沒有文化,他們大多干的是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臟的活兒; 他們人到中年,為了溫飽、為了子女能有更好的生活,在城市里苦苦打拼。
年齡偏大,就業時他們往往要忍受用工單位不招“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人員的年齡歧視,對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要求低,對社會保障的要求更低;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想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動為止”,然后回到農村養老,子女是他們的希望,很多人將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最怕遭遇“一家子都是打工的”尷尬。
讓我們走近“4050”農民工。
■“4050”農民工對工作不挑剔,但他們依然要面對“年齡大、缺技能、找工難”的苦惱
7月4日上午,北京市最高氣溫35攝氏度,烈日當空。在昌平區北苑路上,身穿長衣長褲、頭戴遮陽帽的環衛工呂大姐正一下下清掃著路邊的垃圾。
呂大姐今年44歲,老家在黑龍江,2008年以來一直在北京干環衛工。“每天干8小時,工作不復雜,就是這一段大約3000米的路面清潔。”推算一下,她每天工作時需要不停歇地走上12公里。
“干環衛,工作條件差,收入也不高,年輕人不愛來,都是咱們這種年齡大的農民工干。”呂大姐說,自己的底薪是1400元,加上每天的吸塵補助等補貼,一個月能掙2300元左右。
上世紀80年代末起,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陸續進城務工。20多年過去,當初年輕力壯的農民工們普遍年近半百。據統計,目前像呂大姐這樣的“4050”(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農民工,約占農民工總量的40%左右,超過1億人。
與年輕一代農民工相比,“4050”農民工對工作不挑剔,干的大多是城市里最臟、最累、最苦的活兒。不過,隨著年齡增長,他們正面對“年齡大、缺技能、找工難”的苦惱。
每天中午,在北京一家機關食堂當洗碗工的張大海都要和5個同伴一起,刷洗1萬多個碗、盤等餐具。“這大半年洗的碗,快趕上我一輩子洗的碗了。”50多歲的張大海身材略顯佝僂、走路有些遲緩。
張大海告訴記者,他曾有過多年的駕駛經驗,最初來北京想找個開車的活兒干。“開出租車需要北京戶口,開貨車人家要的都是壯小伙兒,最大年齡也要35歲以下。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正式招工的根本不考慮,只能刷刷碗、端端盤子。”張大海刷盤子一個月工資2000元左右,他不指望工資高,不拖欠就好。
近兩年,許多地方出現“招工難”。但細看企業的招工條件,往往有一條“硬杠杠”——年齡一般不超過35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科所的一項調查顯示,“18—35歲”,這幾乎成為企業招聘普工的通用準則,有的企業甚至要求“低于28歲”,實在招不到人,最多放寬標準到40歲。
采訪中不少“4050”農民工都表示,由于年齡大、缺技能,再加上文化水平較低,他們找工作越來越難,只能選擇那些工作條件差、工資收入低、年輕人不愛干的行業,而且不敢提漲工資的事,因為怕被辭退,年齡越大,重新找工作越難。
42歲的朱愛榮在北京某機關做保潔員,丈夫在同一個單位干保安,兩個人的月工資都只有1800元。工資不高,但這是她和丈夫經過多次比較所能找到最好的活兒。
朱愛榮最懷念的就是年輕時在工廠做女工的時光。“那個時候在編織袋廠貼商標,計件工資,我干得可快了,掙得也最多。”后來,在秦皇島租住的城中村的房子要拆遷,朱愛榮就和丈夫一起來到北京打工。40多歲的她再找工作不容易,“人家都愿意要年輕人,我這年紀,除了保姆和保潔,別的啥也干不了。”朱愛榮說。但朱愛榮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不正常的,在她看來,過了40歲還能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的農民工,都得是有技術、有本事的,而她這代人,多數出來打工時連初中都沒念完。
■上有老、下有小,“4050”農民工生活負擔最重,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有好的發展
對于“4050”農民工來說,正處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生活負擔最重。子女既是他們的奮斗動力,也是他們的希望所在。為了子女有個好環境,他們在城市里拼盡全力。
“要不是為了孩子們能有更好的生活,我們也不會在城市里這么辛苦打拼。”地鐵13號線北苑路出口附近,賣卷餅的農民工周桃大姐告訴記者,她和丈夫2001年就從山東菏澤曹縣老家來北京打工,十幾年來,換了七八個城中村,開過好幾家小飯館,卻因為拆遷、地段偏遠等原因沒掙著什么錢。如今,丈夫在家和面、備料,她在地鐵口擺攤賣卷餅,一個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雖然辛苦,但提起一雙兒女,50歲的周桃一臉欣慰。“女兒大學畢業,在新東方英語學校當老師。兒子考上了上海同濟大學的建筑專業,過兩年就能工作了。”現階段,周桃最愁的是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學費一年6000多元,住宿費2000多元,每個月的生活費600元,一年少說就要1.5萬元。不怕你笑話,我現在又想孩子,又怕接著孩子電話,因為這就得給孩子寄錢。”周桃苦笑著說。
朱愛榮的兒子也念了大學,在濟南的一家醫科大學學習針灸專業,畢業后去了一家私人診所。讓朱愛榮操心的是兒子的親事。“孩子上大學時談了一個女朋友。但人家嫌我們家條件差,說我們一家子都是打工的,爺爺奶奶打工,爸爸媽媽也打工,不愿意讓女兒跟我兒子交往。”
與城里人不一樣,農民工中,40多歲時孩子就結婚生子的不在少數。拼命干活、拼命攢錢以便給孩子結婚買房,成為這些農民工的生活重點。
“城里的房子肯定買不起,但要在老家給兒子結婚買套房。”老家四川的余光菊說。45歲的她和丈夫花10萬元在老家縣城買了樓房作為大兒子的婚房,盡管大兒子在上海打工,一年也不回去一次。“買了房,就算盡了責任,住不住是他們的事。”這10萬元花光了她所有積蓄,還向親戚借了2萬元。現在,余光菊和丈夫又在為還債和給18歲的小兒子將來結婚攢錢。讓她發愁的是,前些年丈夫挖地鐵每年能掙3萬多元,但現在腰肌勞損已干不了重活,只能做做小區里的保潔員,每月收入僅1000多元,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當小時工的余光菊身上。
■“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動為止”、“干不動了就回老家去”,成為“4050”農民工普遍心態
40歲、50歲,城里打工還有單位要,再過十幾年怎么辦?
在外打工多年,朱愛榮漸漸習慣了城市的生活,穿著打扮、待人接物都像個城里人。可每當提及故鄉,朱愛榮眼里閃過的全是不舍。“我可想回去了,農村空氣新鮮,房子寬敞又明亮,房前屋后自己種點菜,做飯時現摘就行。”朱愛榮說,現在自家的30多畝地包給了小姑子種,每畝地給了200元的承包費。
但種地的收入還是太少,風險也大,朱愛榮想一想就嘆氣。“去年東北下大雨,小姑子種的大豆全給淹了,也嚷嚷著要來北京打工。”朱愛榮說,自己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幾乎都是全家外出打工。連她年近70的公公婆婆,也還在天津當保姆。“我婆婆特別能干,上世紀90年代就去哈爾濱當保姆了。現在想在天津再干兩年,到70歲就不干了。”
公公婆婆的現在,仿佛就是朱愛榮的明天。“我們沒參加養老保險,工作老是換來換去的;也沒參加新農保,將來養老只能靠自己。孩子們能管好自己就不錯了,所以只能趁還干得動多干點兒,多攢點兒錢傍身。”
張大海告訴記者,他的老伴兒也快60歲了,在北京鼓樓大街的一戶居民家里做保姆,每個月有2400元的收入和2天的休息日。“我們想再干兩年就回老家去,現在爭取多攢點兒錢。”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大部分“4050”農民工的想法和朱愛榮一樣,“養老靠自己”、“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動為止”、“干不動了就回老家去”成為普遍心態。但不論張大海還是朱愛榮,都覺得年齡越長,在城里掙錢越不容易。工資越掙越低,物價越來越高,他們再怎么節省也攢不下錢。
農業部農研中心研究員龍文軍指出,大齡農民工大多從事的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建筑行業和服務行業,很少有精力去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即使有參保意識,社保所強調的連續性、穩定性也會成為他們的大難題。因此,亟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健全針對這一代農民工的養老保障設施和服務,增加農村養老保障設施的投入力度。
專家還建議,社會應當給予“4050”農民工更多關愛,重視這一群體的生存、發展和公平就業權。從允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16歲到法定退休年齡60歲(女工目前為50歲),不出意外,一名勞動者的職業生涯可達40年左右。現在一過40歲,企業就不愿意召用,相當于早早放棄了一半的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也不公平。政府應有針對性地加大對大齡勞動者的技能培訓,引導企業轉變觀念,善待大齡勞動力,多發揮他們吃苦耐勞、沉穩踏實的優點。
《 人民日報 》( 2013年07月12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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