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省和縣舉辦首屆職業技能競賽。共有來自全縣7個鎮和3個經濟開發區的77名選手參加了比賽。當地政府部門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幫助農民工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 　　人民圖片

　　建筑工、環衛工、保潔員、洗碗工……由于缺少技能、沒有文化，他們大多干的是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臟的活兒；　　他們人到中年，為了溫飽、為了子女能有更好的生活，在城市里苦苦打拼。

年齡偏大，就業時他們往往要忍受用工單位不招“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人員的年齡歧視，對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要求低，對社會保障的要求更低；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想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動為止”，然后回到農村養老，子女是他們的希望，很多人將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最怕遭遇“一家子都是打工的”尷尬。

讓我們走近“4050”農民工。

■“4050”農民工對工作不挑剔，但他們依然要面對“年齡大、缺技能、找工難”的苦惱

7月4日上午，北京市最高氣溫35攝氏度，烈日當空。在昌平區北苑路上，身穿長衣長褲、頭戴遮陽帽的環衛工呂大姐正一下下清掃著路邊的垃圾。

呂大姐今年44歲，老家在黑龍江，2008年以來一直在北京干環衛工。“每天干8小時，工作不復雜，就是這一段大約3000米的路面清潔。”推算一下，她每天工作時需要不停歇地走上12公里。

“干環衛，工作條件差，收入也不高，年輕人不愛來，都是咱們這種年齡大的農民工干。”呂大姐說，自己的底薪是1400元，加上每天的吸塵補助等補貼，一個月能掙2300元左右。

上世紀80年代末起，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陸續進城務工。20多年過去，當初年輕力壯的農民工們普遍年近半百。據統計，目前像呂大姐這樣的“4050”（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農民工，約占農民工總量的40%左右，超過1億人。

與年輕一代農民工相比，“4050”農民工對工作不挑剔，干的大多是城市里最臟、最累、最苦的活兒。不過，隨著年齡增長，他們正面對“年齡大、缺技能、找工難”的苦惱。

每天中午，在北京一家機關食堂當洗碗工的張大海都要和5個同伴一起，刷洗1萬多個碗、盤等餐具。“這大半年洗的碗，快趕上我一輩子洗的碗了。”50多歲的張大海身材略顯佝僂、走路有些遲緩。

張大海告訴記者，他曾有過多年的駕駛經驗，最初來北京想找個開車的活兒干。“開出租車需要北京戶口，開貨車人家要的都是壯小伙兒，最大年齡也要35歲以下。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正式招工的根本不考慮，只能刷刷碗、端端盤子。”張大海刷盤子一個月工資2000元左右，他不指望工資高，不拖欠就好。

近兩年，許多地方出現“招工難”。但細看企業的招工條件，往往有一條“硬杠杠”——年齡一般不超過35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科所的一項調查顯示，“18—35歲”，這幾乎成為企業招聘普工的通用準則，有的企業甚至要求“低于28歲”，實在招不到人，最多放寬標準到40歲。

采訪中不少“4050”農民工都表示，由于年齡大、缺技能，再加上文化水平較低，他們找工作越來越難，只能選擇那些工作條件差、工資收入低、年輕人不愛干的行業，而且不敢提漲工資的事，因為怕被辭退，年齡越大，重新找工作越難。

42歲的朱愛榮在北京某機關做保潔員，丈夫在同一個單位干保安，兩個人的月工資都只有1800元。工資不高，但這是她和丈夫經過多次比較所能找到最好的活兒。

朱愛榮最懷念的就是年輕時在工廠做女工的時光。“那個時候在編織袋廠貼商標，計件工資，我干得可快了，掙得也最多。”后來，在秦皇島租住的城中村的房子要拆遷，朱愛榮就和丈夫一起來到北京打工。40多歲的她再找工作不容易，“人家都愿意要年輕人，我這年紀，除了保姆和保潔，別的啥也干不了。”朱愛榮說。但朱愛榮并不覺得這有什么不正常的，在她看來，過了40歲還能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的農民工，都得是有技術、有本事的，而她這代人，多數出來打工時連初中都沒念完。

■上有老、下有小，“4050”農民工生活負擔最重，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有好的發展

對于“4050”農民工來說，正處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生活負擔最重。子女既是他們的奮斗動力，也是他們的希望所在。為了子女有個好環境，他們在城市里拼盡全力。

“要不是為了孩子們能有更好的生活，我們也不會在城市里這么辛苦打拼。”地鐵13號線北苑路出口附近，賣卷餅的農民工周桃大姐告訴記者，她和丈夫2001年就從山東菏澤曹縣老家來北京打工，十幾年來，換了七八個城中村，開過好幾家小飯館，卻因為拆遷、地段偏遠等原因沒掙著什么錢。如今，丈夫在家和面、備料，她在地鐵口擺攤賣卷餅，一個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雖然辛苦，但提起一雙兒女，50歲的周桃一臉欣慰。“女兒大學畢業，在新東方英語學校當老師。兒子考上了上海同濟大學的建筑專業，過兩年就能工作了。”現階段，周桃最愁的是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學費一年6000多元，住宿費2000多元，每個月的生活費600元，一年少說就要1.5萬元。不怕你笑話，我現在又想孩子，又怕接著孩子電話，因為這就得給孩子寄錢。”周桃苦笑著說。

朱愛榮的兒子也念了大學，在濟南的一家醫科大學學習針灸專業，畢業后去了一家私人診所。讓朱愛榮操心的是兒子的親事。“孩子上大學時談了一個女朋友。但人家嫌我們家條件差，說我們一家子都是打工的，爺爺奶奶打工，爸爸媽媽也打工，不愿意讓女兒跟我兒子交往。”

與城里人不一樣，農民工中，40多歲時孩子就結婚生子的不在少數。拼命干活、拼命攢錢以便給孩子結婚買房，成為這些農民工的生活重點。

“城里的房子肯定買不起，但要在老家給兒子結婚買套房。”老家四川的余光菊說。45歲的她和丈夫花10萬元在老家縣城買了樓房作為大兒子的婚房，盡管大兒子在上海打工，一年也不回去一次。“買了房，就算盡了責任，住不住是他們的事。”這10萬元花光了她所有積蓄，還向親戚借了2萬元。現在，余光菊和丈夫又在為還債和給18歲的小兒子將來結婚攢錢。讓她發愁的是，前些年丈夫挖地鐵每年能掙3萬多元，但現在腰肌勞損已干不了重活，只能做做小區里的保潔員，每月收入僅1000多元，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當小時工的余光菊身上。

■“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動為止”、“干不動了就回老家去”，成為“4050”農民工普遍心態

40歲、50歲，城里打工還有單位要，再過十幾年怎么辦？

在外打工多年，朱愛榮漸漸習慣了城市的生活，穿著打扮、待人接物都像個城里人。可每當提及故鄉，朱愛榮眼里閃過的全是不舍。“我可想回去了，農村空氣新鮮，房子寬敞又明亮，房前屋后自己種點菜，做飯時現摘就行。”朱愛榮說，現在自家的30多畝地包給了小姑子種，每畝地給了200元的承包費。

但種地的收入還是太少，風險也大，朱愛榮想一想就嘆氣。“去年東北下大雨，小姑子種的大豆全給淹了，也嚷嚷著要來北京打工。”朱愛榮說，自己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幾乎都是全家外出打工。連她年近70的公公婆婆，也還在天津當保姆。“我婆婆特別能干，上世紀90年代就去哈爾濱當保姆了。現在想在天津再干兩年，到70歲就不干了。”

公公婆婆的現在，仿佛就是朱愛榮的明天。“我們沒參加養老保險，工作老是換來換去的；也沒參加新農保，將來養老只能靠自己。孩子們能管好自己就不錯了，所以只能趁還干得動多干點兒，多攢點兒錢傍身。”

張大海告訴記者，他的老伴兒也快60歲了，在北京鼓樓大街的一戶居民家里做保姆，每個月有2400元的收入和2天的休息日。“我們想再干兩年就回老家去，現在爭取多攢點兒錢。”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大部分“4050”農民工的想法和朱愛榮一樣，“養老靠自己”、“在城里打工直到干不動為止”、“干不動了就回老家去”成為普遍心態。但不論張大海還是朱愛榮，都覺得年齡越長，在城里掙錢越不容易。工資越掙越低，物價越來越高，他們再怎么節省也攢不下錢。

農業部農研中心研究員龍文軍指出，大齡農民工大多從事的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建筑行業和服務行業，很少有精力去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即使有參保意識，社保所強調的連續性、穩定性也會成為他們的大難題。因此，亟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健全針對這一代農民工的養老保障設施和服務，增加農村養老保障設施的投入力度。

專家還建議，社會應當給予“4050”農民工更多關愛，重視這一群體的生存、發展和公平就業權。從允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16歲到法定退休年齡60歲（女工目前為50歲），不出意外，一名勞動者的職業生涯可達40年左右。現在一過40歲，企業就不愿意召用，相當于早早放棄了一半的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也不公平。政府應有針對性地加大對大齡勞動者的技能培訓，引導企業轉變觀念，善待大齡勞動力，多發揮他們吃苦耐勞、沉穩踏實的優點。

《 人民日報 》（ 2013年07月12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