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馬哲民（1899—1980年）：號鐵肩，湖北黃岡人，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南財經學院院長。著有《國際帝國主義史論》《帝國主義基礎知識》《社會進化史》《社會經濟概論》《新社會學》等著作。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的自勉，也是自號“鐵肩”的馬哲民一生奮斗的真實寫照。他畢生信仰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著名的“紅色教授”和革命青年的“指路人”。

未曾停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步伐。馬哲民的青年時期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重要階段，辛亥革命結束了封建帝制。但社會依然內憂外患，軍閥割據、列強環伺、民不聊生。中國向何處去？大批仁人志士投身於救國救民的民族運動中，探尋改造社會的出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馬哲民開始向往俄國革命，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投身“五四運動”的時代洪流。馬哲民回憶：“我就不得不注意開辟新路，也就是要把目光投向革命方面。”

1920年至1927年，中國的政治形勢、社會狀況和國際局勢的激烈變化讓人始料未及。馬哲民作為立志改造社會、報效國家的進步青年，從最初的反封建，趨向民主主義，再轉向社會主義，初步確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這一階段的革命實踐，加深了馬哲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為后來的學術研究奠定了牢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

馬哲民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一生未曾停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步伐。他在研究中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辯証法和政治經濟學知識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在其《社會經濟概論》《精神科學概論》《經濟史》《新社會學》和《社會進化史》等著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些論著都是從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解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形態變遷的規律。除此以外，還有“‘政治的、法律的生活’過程之研究”即《政治科學概論》和“‘物質生產’過程之研究”即《經濟科學概論》，分別從社會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上層建筑生產等方面體系化地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注重學術本土化思考。馬哲民在《〈中國經濟學〉導言》中談道：“過去在中國經濟學之創造方面，比較有意義的工作，一為中國經濟性質之研究，一為中國經濟史之研究，因必在此兩方面得有收獲，方能將中國經濟生活之理解，奠定基礎，然后才能更求進一步的，把握中國經濟生活之具體的法則，以創建一種完全合於實際的系統的經濟學理論。”他始終堅持把學術研究的關注點放在解決中國本土的現實問題上。

1928年至1929年，他審視和研究國內外局勢，在報紙和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如《英法海軍協定與世界和平》《戰后歐美經濟概況及其新趨勢》《印度民族運動的歷史背景及其前途》等，以他國的經濟概況、民族運動歷史、資本集中化的發展來觀照中國其時的現狀，頗有他山之石的深意。1929年，馬哲民到暨南大學社會系任教。他埋首書齋，潛心研究，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在寫文章和著書上，陸續出版了《國際帝國主義史論》《經濟史》《社會進化史》《社會經濟概論》等多部專著。這些著作使得馬哲民成為在應用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上開展中國經濟學本土化研究的學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近代經濟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抗戰時期，他根據社會現狀撰寫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經濟學方法論、經濟政策、工業研究、農村問題以及戰時經濟的政論文章，如《抗戰中的經濟政策》《抗戰與民權及民生》等。這些著作凝聚著馬哲民對中國本土問題的思考，充分彰顯了他研究社會經濟、關注民生民權的情懷，也奠定了他作為民國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重要地位。

把握理論指導與業務鑽研之間的辯証統一關系。馬哲民一生與教育事業相連。早在抗戰時期，他就積極向學生和軍政界人士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政策，成為聞名一時的“紅色教授”。1938年秋，馬哲民就任朝陽學院政治系主任。工作期間，他與黃鬆齡、鄧初民等左翼教授志同道合，在學院講壇上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史，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的方針政策，反對國民黨獨裁反共的反動政策，用辯証唯物主義觀點分析日本侵略必敗、中國抗戰必勝的深刻道理，受到廣大青年學生的歡迎，也廣受進步知識分子的擁戴。因此，他們被時人稱為“鄧、馬、黃”紅色教授，成為許多青年學生走向革命的指路人。

在教學中，馬哲民非常重視學生的實踐活動，指導學生用實踐深化對理論的認識。新中國成立初期，馬哲民帶隊把課堂搬到社會實踐中去，讓青年學生親歷社會改革的巨大變化，讓他們在歷史的現場中體會新舊民主主義的區別，享受思維的碰撞。同時，為了給學生們授好課，馬哲民特別重視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這件使農村發生巨變的大事，密切關注農村的動向。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馬哲民立即組織了“擴大以抗美援朝為中心的社會教育及工農業余教育”系列活動，與“文教的業務改革與政治學習”及“工農業余教育”有機結合起來，讓學生有效地參加社會實踐活動。

在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方面，馬哲民主張要把握好理論指導與業務鑽研之間的辯証統一關系。1955年至1956年，馬哲民發表《我們應如何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方法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獻給我們向科學進軍的同志們》《論我國農村經濟問題》三篇文章，前兩篇明確提出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第三篇則給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式。在《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獻給我們向科學進軍的同志們》一文中，馬哲民指出：“我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科學研究工作上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及其與科學研究的關系的一些體會”就是“特別著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站在工人階級立場，根據工人階級革命斗爭的實踐，樹立工人階級革命的世界觀——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們的科學方法是“站在學科上取得輝煌的成就，以明確其革命性、戰斗性與科學性之統一的關系”，並以此“提供科學進軍的同志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