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是我黨情報工作開拓者之一。大革命失敗后，他輾轉來到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中央特科成立后，在周恩來的親自指導決策下，胡底和李克農、錢壯飛設法打入國民黨情報核心要害部門，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一次又一次的艱巨任務，為黨組織搜集了大量敵人情報，為保衛黨中央和地下黨組織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三人被后人譽為我黨情報戰線上的“龍潭三杰”。

　　以演員身份投身革命

　　胡底幼年時聰穎活潑、勤奮好學，且為人慷慨，豁達大度。1923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1924年，經過同學吳鹿鳴的介紹，在北京的安徽會館和錢壯飛相識。二人從此來往密切，成為摯友。在大學期間，胡底結識了李大釗。在李大釗的幫助下，他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馬列主義的熏陶，從而萌發救國救民的願望，積極配合北京的共產黨人從事革命活動。錢壯飛結婚后住在北京西城平安裡，胡底經常前來家中，暢談革命理想。1925年，經錢壯飛內弟、中共黨員張暹中介紹，20歲的胡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共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胡底進步很快。他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為革命日夜奔走，不遺余力地進行黨的宣傳鼓動工作。

　　1926年，錢壯飛、胡底和徐光華在北京護國寺路東的一處院落內合辦了光華電影公司。以演員和導演的身份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們一面扮演影片裡的角色，一面借此掩護黨的秘密工作，光華電影公司也成為黨的秘密聯絡據點。

　　大革命失敗后，胡底和錢壯飛夫婦上了軍閥的黑名單，受到通緝。於是他們一起離開北京，轉移到上海。

　　和李克農、錢壯飛組成“三人小組”

　　胡底和錢壯飛到達上海后，由於這裡的黨組織也遭到敵人破壞，他們一度與黨失去了聯系。

　　錢壯飛在報上看到無線電訓練招考廣告，經考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其間，他們終於與中共上海法南區委所屬的法租界支部取得了聯系，在該支部過組織生活。1928年春，胡底也為了維持生活，應聘進入電影公司。他奉黨組織的指示，拍攝的影片大多以俠客行義為內容。敵特機關發現了胡底的革命者身份后，派出大批軍警和密探前往電影公司抓人。胡底以其輕捷的技藝和不凡的武功穿堂走屋，躍出高牆，脫離了敵人的包圍圈，轉移到杭州，和錢壯飛會合。

　　不久，胡底回到上海，見到了時任中共上海滬中區宣傳委員的李克農。二人本就認識，見面后引為知己，不久，李克農經胡底介紹，認識了錢壯飛。三人相約要以自己的才干，為黨干一番事業。

　　錢壯飛告訴李克農，他考進的無線電訓練班是陳立夫的親信、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辦的。這年冬天，徐恩曾就職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發現錢壯飛精明能干、才華出眾，又是自己的湖州同鄉，就把錢壯飛留在身邊，擔任秘書。錢壯飛向李克農提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招兵買馬，擴充人員，希望黨組織利用這個時機，派人打入內部。李克農迅速將有關情況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報告了中共中央。周恩來指示錢壯飛、李克農、胡底3人組成中共特別小組，設法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並潛伏下來。經錢壯飛安排，李克農經過認真準備，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於12月間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國際無線電管理處，被任命為該局的廣播新聞編輯。不久，又經錢壯飛推薦，胡底也考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

　　1929年底，徐恩曾告訴錢壯飛，他將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準備著手擴建調查科特務組織，以配合對共產黨的軍事“圍剿”，破壞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並叮囑錢壯飛協助進行。錢壯飛立即將徐恩曾的意圖向中共中央報告，請示如何工作。

　　周恩來當即指示：錢壯飛設法留在徐恩曾身邊﹔李克農無線電管理局任編輯﹔胡底則打入新成立的調查科﹔三人編為一個特別小組，李克農任組長，由周恩來親自指揮，與中共特二科科長陳賡單線聯系。

　　錢壯飛得到指示后，設法把胡底安排進調查科。徐恩曾正式被任命為國民黨黨務調查科主任后，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密切配合”，立即呈請徐恩曾向國民黨上層要求增加經費，以便“增設機構，擴充人員，充實內部，擴大影響”。徐恩曾見三人工作“賣力”，又處處“為自己著想”，於是欣然同意。隨后，在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的努力下，調查科內又陸續被安插進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部分同志管理電臺，部分同志擔任秘書和會計職務。

　　幫助敵人建立“情報網”

　　徐恩曾根據陳立夫的指示，向錢壯飛提出：當前任務，除了搜集共產黨的情報，還要搜羅有關其他各地方實力派的情報，為此要大力建設覆蓋全國的基層特務秘密機關。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根據中央特科“為我所用”的指示精神，立即著手“幫助”徐恩曾在全國各地建立“情報網”。

　　三人先后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訊社和廣播新聞社為掩護的情報機關，並將這三處特務機關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久，徐恩曾命李克農到上海主持“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社”工作﹔胡底在南京主持建立了特務機關“民智通訊社”，錢壯飛在南京中央飯店四樓設立“長江通訊社”，任社長。不久，胡底前往天津，創辦“長城通訊社”，兼任社長。“長城通訊社”是國民黨情報機關在北方的分支機構，歸南京長江通訊社管轄。胡底到任后，很快將這個通訊社變成了中共設在北方的秘密情報站。他把搜集到的情報，經過密寫處理后，連同申請到的經費，寄給錢壯飛。如有緊急情況，胡底就會以長城通訊社的名義，用密碼電報拍發至錢壯飛處。

　　中央特科派出陳賡與李克農保持單線關系，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各自搜集的情報，需要匯總至李克農處，再由李克農轉交陳賡。陳賡利用上海三明照相館老板的身份做掩護，常駐上海三明照相館（中共在上海的一個重要秘密據點）。一旦取得重要情報，李克農便立即來這裡與陳賡接頭，由陳賡把情報送至中共中央。

　　一個在南京擔任要職，一個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個去天津，從而形成遙相呼應的紅色情報“鐵三角”。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三人黨小組做出決定，分頭執行。平時天津、上海有什麼情況，胡底、李克農用密電碼發電報給錢壯飛，再由錢壯飛轉陳賡向黨中央匯報。1930年，發生了蔣介石和其他軍閥的“北方大戰”。胡底和錢壯飛利用這一時機，向徐恩曾提出，準備組織一個小組，“去東北，搞張學良的情報”，立即得到徐恩曾的應允，還批給他們一筆數目不小的經費和通訊器材。胡底和錢壯飛到達北方后，和當地黨組織取得聯系，將經費和通訊器材交給了當地黨組織，並圓滿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辦的一系列任務。兩個人回到南京，找了北方的一些小報，將上面刊登的文章拼湊成4萬多字的東北軍“情報匯總”，交給徐恩曾。徐恩曾看后贊嘆說：“真了不起!一下子就能搞來這些好材料！”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革命。錢壯飛截獲並破譯了相關電報，當即通知了李克農。李克農冒著危險找到陳賡，把消息送到周恩來處。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在上海所有的重要機關都實行了轉移。

　　4月28日，胡底在天津分別收到李克農和錢壯飛“克、潮病篤”和“潮病重，速歸”的電報。“克”指李克農，而“潮”指錢壯飛。胡底立即處理好身邊事務，迅速返回上海，和李克農、錢壯飛會合。陳賡親自為他們安排住所，嚴加保護。

　　1931年8月，三人先后抵達中央蘇區，隨即開始了新的戰斗。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