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對象：郭劍彪，1958年5月生，浙江諸暨人。1998年任浙江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2月任舟山市委副書記、市長。2006年9月任浙江省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廳長。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桑 熙
　　採訪日期：2017年9月16日
　　採訪地點：浙江省交通運輸廳會議室

　　採訪組：郭廳長您好！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您曾任舟山市長三年半，請您談談舟山當時的發展情況。
　　郭劍彪：我去舟山任職之前，在省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持工作，習書記2002年10月到浙江任代省長后，我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就常常能見到他。沒想到的是，沒有過幾個月，省委就把我調到舟山工作，當時我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舟山是我國第一個以群島建制的地級市，也是一個邊陲海島城市，地處我國東南沿海、長江口南側、杭州灣外緣的東海洋面上，素有“東海魚倉”之稱，是我國著名的漁場之一。舟山的自然地理特點是：陸域面積小，海域面積大，區域總面積2.22萬平方公裡，其中陸域面積1440平方公裡，與內地一個縣差不多，分布著大小島嶼1390個。由於遠離陸地，交通閉塞，地理分散，淡水資源嚴重缺乏，舟山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比較落后。基礎設施比較差，既沒有通路，也沒有橋，高壓線輸送的容量也隻有十萬千瓦。這樣的條件，想發展起來是很不容易的。
　　採訪組：當時大家對舟山發展有過哪些討論？習近平同志對舟山如何定位？
　　郭劍彪：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包括一些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十分迅速。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上海、遼寧、山東、福建等省市都在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推進海洋經濟，掀起一輪發展海洋經濟的熱潮。相比之下，舟山發展差距逐漸顯現、越拉越大。盡管與大陸一海之隔，然而這一隔，不僅是產業之隔，而且是發展水平之隔，更是發展理念之隔。即便到了21世紀初，對於舟山發展什麼、怎麼發展，各方思想都不完全統一。有的認為舟山搞搞漁業就可以了，畢竟這方面的基礎好，“吃老本”不用愁﹔有的認為舟山最關鍵的是保護好海洋資源，沒必要辦工業﹔有的認為舟山是軍事戰略要地，應該以國防為主，等等。長期以來，舟山一直靠海吃海，走“以漁為本”的發展道路，漁業經濟是全市經濟的支柱，2000年之前基本上佔全市經濟的“半壁江山”，有些年份甚至超過50%，是典型的“漁興則興、漁衰則衰”時代。但由於捕撈強度的提高，近海漁業資源不斷減少，再加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劃定200海裡專屬經濟區的實施，特別是中日、中韓漁業協定生效之后，舟山的傳統漁業作業空間受到大幅擠壓，大量漁民迫於形勢急需轉產轉業，部分漁民生活困難，漁業經濟陷入困境、舉步維艱，舟山進入了急需調整發展思路的關鍵時期。
　　當時，我初到舟山，雖然自己在省綜合部門從事宏觀經濟研究工作多年，也負責過工業、商業、金融、外資、城市和農村等方面全省性改革與發展的重大課題，但對海洋經濟這個概念還比較陌生。剛到舟山工作的前3個月，我的主要精力一方面在基層調研，一方面就是學習習書記對海洋經濟和對舟山的指示精神。習書記對海洋經濟有著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2002年12月，他初到浙江，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就非常明了地說，新世紀新階段浙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天地在哪裡？在海上！浙江港口可以發展成全國之最甚至世界之最。他還深刻闡述了發展海洋經濟“三個有利於”的重要思想，指出：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有利於我省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增強發展后勁﹔有利於我省抓住機遇，進一步拓展新的發展空間，拓寬經濟領域，增強綜合實力﹔有利於我省擴大開放，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合作與發展，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
　　2002年12月18日，習書記在參加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舟山組討論時，已經對舟山的發展給出了明確思路。他指出：“舟山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充分發揮漁、港、景優勢和區位優勢，發展成為海洋經濟發達的地區……舟山港口開發的前景非常廣闊，臨港工業的發展也有潛力，旅游業則更具優勢。總之，要把海洋開發這篇文章做深做大。”做好海洋開發的文章，發展海洋經濟，這就是習書記對舟山發展的方向指引。雖然那個時候舟山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習書記鼓勵說：“要看到舟山的潛力，看到舟山是一大優勢，一大財富，不把舟山看作包袱，舟山可能就是我省一個很大的后發優勢，要積極地推動舟山的開發，把舟山的工作擺到應有的位置上。”
　　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之后不久，2003年1月5日，習書記就來到舟山，實地察看連島工程、沈家門漁港、揚帆船舶集團、深水網箱養殖基地、水產品加工企業，走訪慰問轉產漁民，聽取舟山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匯報。他說：“全省11個市，我就是還沒有來過舟山，所以我懷著很急切的心情到舟山來看一看。我在福建沿海地區工作了將近18年，對海有濃厚的感情，海腥味跟你們聞得一樣長，船坐得也很多。發展海洋經濟，是我長期致力和探求的一件事。浙江是海洋大省，舟山是海洋大市。”他精辟地分析了浙江及舟山的海洋優勢，旗幟鮮明地作出了“三個更”的重要指示，即“以更大的氣魄、更寬的視野、更高的標準，推進海洋開發，努力建設海洋經濟強省”，要求“採取宜港則港、宜漁則漁、宜養則養、宜工則工、宜貿則貿、宜游則游的原則，走出具有浙江特點的海洋經濟發展路子”。
　　針對舟山發展實際，他再次指出：“舟山區位優勢十分明顯，發展海洋經濟的條件得天獨厚。”“要辯証地看舟山，既要看到目前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還存在一些困難的現狀，更要看到舟山發展海洋經濟的潛力，看到舟山實現跨越式發展是完全可能的，應當充滿信心。”他要求舟山“充分發揮漁、港、景優勢和區位優勢，建海洋經濟強市，創海洋文化名城，爭取率先發展成為我省海洋經濟發達的地區，實現舟山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
　　習書記的指示，猶如醍醐灌頂，為處在十字路口的舟山指明了發展方向和路徑，打開了思路，使舟山堅定不移地走上“建設海洋強市”的發展路子。在浙江工作期間，習書記先后13次來到舟山，足跡遍布大小島嶼，每次必講海洋經濟，勉勵舟山在建設海洋經濟強省中打頭陣、唱主角，對舟山海洋經濟發展給予精心指導，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大張旗鼓推動海洋經濟”。在他看來，舟山是長三角地區15個城市之一，其特殊的區位優勢，必然成為浙江發展海洋經濟、迎接海洋時代的一條臂膀，也必然成為浙江接軌上海、參與長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藍色通道”。
　　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舟山考察，他深情地說：“我喜歡海邊，喜歡海島，尤其喜歡舟山。”我理解，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海洋經濟”，正是基於豐富的地方工作實踐，尤其是在浙江發展海洋經濟的探索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決策，充分展現了他的戰略遠見和全球視野。
　　採訪組：包括您在內的舟山干部是怎樣理解並踐行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海洋經濟發展戰略的？
　　郭劍彪：在此之前，浙江省幾次提出過“海洋經濟”的概念，但海洋經濟到底是什麼、怎麼發展海洋經濟，大多數人都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有效的方法路徑。舟山干部群眾對海洋經濟的認識也還停留在初步階段，一個“漁”字代表全部產業、一船魚養活祖祖輩輩的海島人，對於什麼是海洋經濟、怎麼發展海洋經濟似懂非懂，更缺乏有效的新手段和思路。市委市政府也組織干部到內陸考察學習發展模式，回去后也搞專業市場、搞加工業，但是因為海島地區運輸成本高、缺乏企業管理人才和商品經濟經驗，這些項目都沒有發展起來。特別是對於海島地區應不應該搞工業、能不能搞工業存在較大爭議。
　　習書記當時提出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要求，是很超前、很有魄力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時候市面上連關於系統研究海洋經濟的書都很難找到。我剛到舟山時，曾經專門去新華書店找過這方面的書，想好好學習研究一番，可是幾個地方找下來，一無所獲。我后來到浙江圖書館去找，也沒有找到。在找到的一些資料中，有的講漁業經濟，就是怎麼發展養殖業。有的講港口經濟，就是談港口的規劃、建設、經營、管理。習書記來舟山調研的講話，成了我的案頭卷，當時從頭到尾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成為指導日后工作的一盞明燈。
　　他那次講話，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更大的氣魄、更寬的視野、更高的標準，推進海洋開發，努力建設海洋經濟強省”。
　　我的理解是，更大的氣魄，就是要有全局觀，跳出舟山看海洋經濟的戰略重要性。習書記指出：“最重要的還是要把舟山放在國際上、放在全中國、放在浙江省這樣的位置上去考慮。越這麼考慮，舟山的地位越不可限量。”怎麼跳出舟山來認識舟山呢？當時我們就拿來了幾張地圖。不只是看舟山地圖，我們還看浙江地圖，在浙江地圖上我們是個海島市，但如果拿一張中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舟山是在長江口，背靠中國東部廣闊經濟腹地，如果再拿一張世界地圖看，這個地方則是第六大世界經濟區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寬的視野，就是國際視野，把浙江自身的優勢上升為國家的競爭優勢。習書記說：“21世紀是海洋世紀，海洋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突出。我們歷來稱自己是資源小省、國土小省，人口密度很大。如果把海域考慮進去，我省就成了海洋資源大省。”他表示，舟山要看到自己的潛力，看到自己的優勢，看到重要的戰略地位。省委省政府將把舟山的工作擺到應有的位置上，積極推動舟山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這讓舟山干部群眾倍感振奮。
　　更高的標準，就是涉及海洋經濟發展的各個產業以及基礎設施配套都要制定高標準，達到高水平。習書記當時重點強調了兩條。一是要高起點規劃，謀定而后動。他要求舟山明確方向，理清思路，從一開始就要科學制定規劃，把每一個海島的定位規劃清楚了再動手建設，高起點、高標準推進海洋經濟建設。二是堅持開發和保護並舉，從一開始就要抓生態環境保護，保証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他再三叮囑，“我們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我們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他要求舟山在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對生態帶來的負面影響。
　　習書記提出海洋經濟發展戰略后，省委、省政府把舟山的工作擺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程度。這既給舟山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對市委市政府如何搶抓機遇、乘勢而上，推動舟山跨越式發展提出了全新的考驗。怎麼踐行習書記的海洋經濟發展戰略呢？習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堅持調研開局、調研開路，幾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為我們作了示范。我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跑遍了舟山大部分住人的島嶼，對舟山的整體情況有了感性認識，加深了對習書記關於海洋經濟發展戰略的理解，也形成了舟山下一步發展的思路。當時，我通過學習、調研，把舟山如何發展海洋經濟的思考和體會，寫了報告給習書記，得到了他的肯定並要求抓好落實、快速推進、早見成效。
　　在習書記海洋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引下，我們搶抓新機遇、謀劃新藍圖，駛上了跨越式發展的快車道，嘗到了發展的甜頭。2004年9月4日，習書記在舟山調研時指出：“現在看來，舟山絕不僅僅是一個被邊緣化了的偏僻漁村，也不僅僅是一個靠上級救濟的欠發達地區，而是一個生機勃勃、重點建設、最有希望的地區。”我還記得那一次習書記來調研時對我說：“你看咱們舟山，就像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小伙子，雖然家境不太好，但自身條件不錯，所以將來一定大有作為。可不能再‘捧著金飯碗要飯吃’了，一定要做足做好海洋經濟這篇文章。”2005年6月13日，習書記再次來舟山調研，他高興地說：“你們發展海洋經濟的思路越來越寬了，名堂越來越多了，項目越來越具體了，規模越來越大了。”那些年，習書記不僅教會了舟山如何發展海洋經濟，也教會了我如何當好一個海島城市的市長。他的話在我心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直激勵著我們對舟山的海洋經濟建設孜孜以求。
　　隨著“八八戰略”的實施，舟山憑借連江達海的區位優勢、水深港闊的黃金岸線，揮動長袖、登臺起舞。2011年，全國首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國家級新區舟山群島新區設立﹔2016年，舟山江海聯運服務中心落地﹔2017年4月1日，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舟山海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船舶修造、港航物流、海洋旅游、遠洋漁業等產業蓬勃興起，特別是船舶工業，實現了爆發式、跨越式發展，2001年全市船舶工業產值隻有11.7億元，2006年增長到107億元，2016年達到1097億元。2016年，舟山市海洋經濟總產出達到2959億元，佔全省（6700億元）的44%，是2001年的3.6倍﹔海洋經濟增加值862億元，佔GDP的比重達到70.2%，成為全國海洋經濟比重最高的城市。
　　採訪組：您提到舟山有那麼多制約因素，要想大發展大繁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您看來，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習近平同志就此有哪些具體舉措？
　　郭劍彪：如果說習書記在浙江全面推進海洋經濟發展戰略，對舟山這樣一個依海而生的城市來講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而大力推進舟山跨海大橋工程建設，是他為舟山帶來的第二次大解放。
　　長期以來，因一水相隔，舟山孤懸海外，海島建設受到極大制約，“非舟楫不相往來”的狀況制約了舟山的發展，也制約了海洋經濟的發展。海島是什麼感覺？如果你是游客住上幾天，感覺很新鮮。但如果有一天讓你作為居民，生活在那邊，你就會有一種躺在海上的感覺，感覺和大陸是分開的。棄水登陸，直抵彼岸，構筑一條全天候通往大陸的通道，一直是舟山人民的夢想。交通短板，首當其沖。習書記洞察發展大勢，深刻地指出，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一個區域開放的基礎，更是海洋經濟與海島發展的“牛鼻子”，發展海洋經濟，首先要加強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建設跨海大橋勢在必行。
　　但舟山隻有100萬左右人口，2000年的財政總收入才10.7億元，卻要造總投資達100多億的跨海大橋，對於當時還處於“吃飯財政”的舟山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即便不吃不喝，建好跨海大橋起碼也需要15年左右，因此大家都認為造跨海大橋投資過高，恐怕難以產生合理經濟回報。
　　當時，舟山干部群眾造橋的期望非常高，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次規劃，分期實施”，舉債投入來造橋。1999年9月，作為地方項目的岑港大橋、響礁門大橋、桃夭門大橋三座橋先行開工。但畢竟投資量也不足10億，而對技術要求高、投資巨大的西堠門大橋、金塘大橋一時難以推進。重大交通工程項目，不僅省裡批不了，而且要上報國家審批后，才能建設。
　　習書記到浙江工作后，非常重視跨海大橋建設，可以說舟山跨海大橋是習書記親自關懷、親自拍板、親自推動的重大戰略項目。2003年1月5日至6日，他第一次來舟山調研時就說：連島大橋如果建起來了，對舟山的發展是一個根本性的推動，對全省經濟發展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所以對這件事我們是支持的。請省計委、交通廳等有關部門積極論証，舟山要和有關部門按程序研究。他以后每次來舟山考察調研，都會詳細詢問大陸連島工程建設的進展情況。5月13日，習書記第二次來到舟山時曾說：“舟山是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的橋頭堡，舟山連島工程不能單純從解決舟山交通不便的角度來看待，而是海島與內陸的重要紐帶，是寧波舟山港一體化的重要紐帶。”5月22日，他在聽取省委財經領導小組匯報時說：“舟山大陸連島工程並不是僅僅解決舟山脫貧致富的問題，它北接上海、寧波，最終形成一個國際性的核心大港，意義重大。”
　　我記得，2003年7月省委全會期間的一個晚上，習書記主持省委常委會，聽取各地市學習“八八戰略”情況的匯報，我在會上代表舟山匯報了貫徹落實的想法。我當時說，舟山貫徹落實“八八戰略”，就是要統籌山海資源，實現協調發展，特別是圍繞港口優勢，加快推進寧波舟山港一體化。具體行動，一是以橋興港，就是以大橋建設來推進兩港建設。二是以港興島，通過港口繁榮來促進海島協調發展，最后實現港、島、橋一體化發展。我舉了一個例子，洋山是我們浙江嵊泗縣崎嶇列島的一部分，不過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漁村，但上海卻投資130多億造了一座全長32公裡、直達上海的東海跨海大橋，目的就是為了在洋山打造國際航運中心，增強上海國際競爭力。我們舟山現在力量雖然小一點，但是一旦和寧波連上，寧波比我們的市場大，放眼整個浙江、放眼全國，市場更加廣闊，上海能夠為了發展，把橋架到鄰省，那我們為什麼不能舉全省之力造一座橋，提升寧波舟山港的國際地位優勢呢？當時，會議規定每人發言不超過5分鐘，我一看時間到了，馬上說：“我匯報的時間到了，不講了。”沒想到習書記立即接過我的話說：“沒關系，你接著講。”在此之前，舟山連島工程在省裡是“出了名”的，好幾次舟山提出來希望省裡支援，都因為考慮成本和回報的問題，沒有落實下來。我心想，習書記既然讓我講，那我就實事求是地講！我進一步把建設連島工程對推進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西堠門大橋、金塘大橋建設的主要情況和前景作了分析和介紹，習書記聽得很認真，還不時記錄。實際上我講的內容習書記都知道，我知道他為什麼延長我的發言，就是想通過一定范圍的討論研究，讓真理越辯越明，進一步統一大家的認識，這也顯示出他領導藝術和領導方法的高超之處。
　　后來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舟山大陸連島工程等大項目的開工建設，必將進一步改善沿海和海島生產生活環境，促進海洋經濟的發展。”“連島工程對於開發舟山港和舟山的全面開發，都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將來如果有連島工程了，對海島就可以更好地開發利用，不僅對舟山發展起作用，而且對全省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舟山如果作為海洋經濟強省建設打頭陣之地，這麼多島嶼要開發，很多戰略部署在舟山，連島工程是必要的。在過去，你們靠自身力量搞了一些小島的連島工程，現在應該‘宜將剩勇追窮寇’，把這一工程進行到底。”他不止一次明確表態：“我很明確地表示支持這個項目，我也積極地向省委省政府和有關部門作出這方面的建議”，“對這件事我們是支持的”。
　　採訪組：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連島工程在具體操作層面又克服了哪些困難？
　　郭劍彪：有了省委省政府和習書記的支持，我們開始著手籌措資金。西堠門大橋和金塘大橋總投資額138億元，按照國家發改委對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規定要求，總投資的35%要作為注冊資本金提前到位，也就是需要48億左右的現金，資產抵押和貸款都不行。當時舟山的財政收入才10來個億，怎麼拿得出那麼多億作為注冊資本金啊！我作為一市之長，當時的壓力真大，常常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愁錢。我當時曾想把普陀山包裝上市，募集資金，但這也不行，因為起碼要三年。后來我跑到省交通集團，請省交通集團幫助出資，組建一個項目公司，讓他們佔90%的股份，舟山市佔10%，這樣我隻要出幾個億，就可以先把這個項目推動起來。等項目批下來以后，銀行就可以給我們貸款，再用銀行貸款把交通集團的股份拿回來。經過一番準備，2004年底，習書記召開省財經領導小組工作會議，聽取省交通廳關於這件事的匯報，當時他拍板作了一個重大決策，由省交通集團出資51%，寧波出25%，舟山出24%。這樣，寧波也參與進來，和舟山共同出資。這是我們當時做夢都沒想到的。習書記又說，舟山財政比較困難，省財政再拿出1個億給舟山，作為注冊資本金用。全海島干部群眾知道后，大家發自內心感謝、歡欣鼓舞。
　　錢的問題解決后，緊接著就是國家審批問題，這又是一個大難題。記得2004年10月，習書記等省領導陪同國務院分管領導來舟山調研，又專題匯報了舟山跨海大橋工程，並希望能早日審批。同年12月30日，我帶著市裡的同志一起到北京，向國家發改委匯報審批工作並得到支持，如期拿到了國家正式批文。
　　正是在習書記的大力支持和推動下，舟山跨海大橋得以順利推進建設。2009年12月26日，舟山跨海大橋全線通車，習書記專門發來賀信，指出：“舟山跨海大橋全線建成通車，是我國橋梁建設史上又一重大成就，是浙江邁向大橋經濟時代又一生動體現。”“舟山跨海大橋的建設，對改善海島民生、推動海島經濟社會跨越發展、促進浙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進長三角地區聯動發展，對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維護國家海洋權益、鞏固我國東南海防具有重大意義。”
　　跨海大橋全長約50公裡，按高速公路標準設計，雙向4車道，設計行車速度為100km/小時。如今，車行橋上，兩側水天相接，煙波浩渺，壯闊無垠，如在仙境。跨海大橋通車后，舟山與寧波、杭州的車程大大縮短，舟山經杭州灣南岸通過杭州灣大橋到達上海的車程縮短到3個小時，浙江更緊密地融入長三角經濟圈。交通運輸的便捷，物流人流的通暢，深遠改變了舟山的政治、經濟、文化風貌，顛覆百萬人延續千年的生活方式，告別了“海島時代”，進入了“大橋時代”。
　　採訪組：您那次匯報除了橋，還講到了港，還提到了港口問題，寧波舟山港建設也是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推進海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
　　郭劍彪：推進寧波、舟山兩港一體化，是我省海洋經濟強省建設一項重大舉措，也是習書記放眼全球、洞察大勢作出的科學決策。習書記2003年1月第一次到舟山調研，就從新的視角看到了舟山港口資源的優勢和潛力，便明確提出“加快寧波舟山港一體化進程”。僅4個月后，習書記再次登島調研，重點考察舟山港口建設和資源情況。后來幾次到舟山調研，港口始終是他關注的一個重點。他從全省、全國的視野分析舟山港口的地位作用，為舟山港確立了一個全新的定位。他說：“舟山現在既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一部分，又是寧波舟山港口一體化的一部分，將來兩個中心合圍過來之后，更烘托出這裡也是一個中心所在，變成了‘臺風眼’。”
　　舟山港屬於非常典型的水水中轉型港口。中國加入WTO后，全球性資源配置使大宗貨源大幅度增長，這對有著良好港口條件的舟山來說，是一個難得發展機遇。習書記認為，光靠舟山自身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借外力來推動舟山港的發展。他提出的新舉措就是，大力推進寧波、舟山兩港一體化進程。對於這一建議，當時各方面也有這樣那樣的想法和顧慮。習書記從世界港航發展格局、區域競爭態勢、兩港資源互補等視角，深入淺出分析形勢，語重心長做思想工作，力排眾議，最終凝聚了共識。他指出：“寧波、舟山兩港處在同一港區、同一錨地，寧波港發展到今天，空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寧波具有資金、業務、管理優勢，舟山有岸線、土地優勢，可以實現資源互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面對杭州灣跨海大橋、舟山大陸連島工程的順利實施和洋山深水港區加快建設這個形勢，必須加快推進兩港一體化進程。”
　　實際上，習書記心裡有一本賬：2004年，舟山港7300萬噸的吞吐量在全國排在第九位，在世界上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寧波港吞吐量是2.2億噸，排在全國第二，全世界第五，如果寧波港和舟山港合起來，叫寧波舟山港，就是3億噸，不僅直追上海，還能在全世界排第二位。而且上海港吞吐量呈逐漸飽和趨勢，將來我國海上運輸的貨物吞吐量增量都在浙江，特別是上海散貨碼頭資源奇缺，而舟山港的深水碼頭正好可以發揮優勢，滿足這些需求。
　　在我看來，習書記當時算的賬，不是簡單的數字疊加，而是在下一盤更大的棋。習書記一直強調“促進發達地區加快發展、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是統籌區域發展的核心”。寧波港有航運業務、港口規模、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優勢，但發展的空間受到限制﹔舟山有土地、岸線等優勢，但開發程度相對較低。寧波需要有這種空間，舟山需要加快發展，兩港一體化，恰好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
　　2005年6月，習書記召集寧波舟山兩市的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和相關職能部門及港口企業在舟山召開座談會。聽取各方面匯報后，他斬釘截鐵地指出，“十一五”期間，是我們推進兩港一體化的關鍵時期，要把這個港區建設成為一個戰略物資儲備中轉基地、臨港工業發展基地、對外貿易物流基地。為推進兩港一體化建設，習書記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明確以港口經濟作為紐帶，來推動寧波舟山港一體化，並明確了“四統一”的基本思路，即統一規劃、統一品牌、統一建設、統一管理。2005年12月，省政府成立寧波舟山港管委會並經交通部批準，辦公室設在省交通廳，當年習書記親自授的牌，由此正式揭開寧波舟山港一體化進程序幕。在授牌儀式上，他說，港口建設將是浙江省經濟建設中的大手筆，港口建設的重點是寧波舟山港一體化。2006年12月27日，寧波舟山港集裝箱年吞吐量首次達到了700萬標箱，習書記親赴碼頭，按下了第700萬標箱的起吊按鈕。
　　習書記的殷切囑托成為浙江港口發展的奮斗目標。寧波舟山港組建后快速成長，不到4年時間就驗証了習書記高瞻遠矚的全球視野和為浙江港口發展作出的英明決策。2009年，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達到5.7億噸，自此成為全球第一大港。2015年8月，浙江省海港集團成立。同年9月，寧波舟山港集團有限公司揭牌，兩港實現了以資本為紐帶的實質性一體化。2017年上半年，寧波舟山港已躋身全球集裝箱吞吐量前三，到年底將成為全球首個年貨物吞吐量超“十億噸”大港，並連續8年蟬聯世界第一，其中舟山港域吞吐量從2004年的7300萬噸，增長到2016年的4.3億噸，增長4.8倍。
　　採訪組：除了海洋經濟，佛教文化是舟山的另一張名片。舟山曾在2006年4月舉辦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得到習近平同志的支持，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郭劍彪：舟山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相傳秦朝徐福東渡尋求長生不老之藥，經過的“蓬萊仙島”就是舟山境內的岱山島﹔“海天佛國”普陀山更是家喻戶曉，名揚天下。習書記每次來舟山調研，都反復強調要把文化資源、旅游資源發揮好，也一直非常肯定我們提出的以“海天佛國、海上觀光、海島度假、海洋文化”為特色的旅游城市和旅游經濟強市發展思路。當年我是申辦首屆世界佛教論壇的總指揮，在申辦過程中始終得到了習書記的大力支持，他親自參與，親自寫信，親自爭取，多次聽取匯報。
　　2004年10月，借中日韓三國佛教會議在京召開之際，中國佛教界發出擬在中國大陸設立“世界佛教論壇”的倡議，得到港澳臺地區和東南亞國家佛教界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經中央批準，國家宗教局開始著手開展設立“世界佛教論壇”工作，許多省市加入了申辦行列。
　　舉辦世界性佛教論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央第一次批準在國內舉辦的多邊國際性宗教會議，它不僅是佛教界的一次盛會，更是我國政府促進世界文明對話、構建和諧社會、服務祖國統一大業的創新之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得到這個消息以后，我們覺得，如果舟山能夠舉辦這場盛會，既可以很好地發揮自身優勢，又可以更好地推介舟山、宣傳舟山，有利於加快舟山發展，還能為促進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為祖國統一盡一份微薄之力。很快，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舟山成立了由市四套班子組成的“世界佛教論壇”申辦領導小組，正式啟動申辦工作。事實上，要承辦這樣大的活動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國際性、宗教性和安全性融為一體，我們又沒有搞過這樣大的活動。當時，海南三亞、江蘇無錫、陝西西安同時向國家宗教局提出了申請，我們很清楚，與這幾個城市競爭，無論是經濟硬實力還是文化軟實力的比拼，都是一場“硬仗”。
　　當時，其他三個城市所在省的省委書記分別給國家宗教局寫了信，表達申辦的願望。我們了解到這個情況以后心裡想，該不該向習書記匯報？他會不會出面？后來我們懷著一點點希望，就向習書記作了匯報，希望他也能為我們舟山“站臺”，向國家宗教局寫一封信。沒想到，習書記不僅同意寫信，還親自給國家宗教局電話聯系，主動了解申辦的詳細情況，后來還親自帶隊到國家宗教局和相關同志座談，表達我們想要承辦世界佛教論壇的強烈願望。我記得，當時國家宗教局對我們舟山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蘊是非常肯定的，但認為舟山受經濟發展水平所限，連最起碼的五星級酒店都沒有，要召開國際性論壇，接待世界各地宗教界友人，難免讓人對“舟山是否有能力承辦論壇”表示擔憂。習書記說，舟山有難處，浙江會舉全省之力支持舟山辦好這個論壇。
　　2005年4月，國家宗教局在北京召開論壇選址研討會，經過多輪角逐，舟山勝出，獲得首屆世界佛教論壇主承辦權。我們都感到特別高興，但沒想到，好事多磨。正當全市上下全力以赴進入籌備工作高潮時，國家宗教局多次以電話等方式表示，讓舟山放棄首次承辦權，后來又正式來文，提出舟山承辦首屆世界佛教論壇的條件不夠等問題。8月11日，國家宗教局領導在杭州調研期間又提出要改變舉辦城市。那時的場景我印象特別深，正是全省抗擊臺風“雲娜”之際，按省委規定地市黨政領導要堅守抗臺一線。那天，我從舟山冒著臺風大雨趕到杭州，習書記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聽取我們的匯報，中午在西湖國賓館接見了國家宗教局領導，他沉穩地說，舟山為這次論壇的舉辦已經做了大量籌備工作，舉辦城市還應該是舟山市。考慮到目前舟山的實際困難，開幕式可以放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論壇主體還是舟山，當然，開幕式在杭州，有些國內外友人、代表可能要游西湖，到靈隱寺等，大量的接待任務就要由杭州來承擔。在當時情況下，他既考慮國家宗教局對會議保障的要求，又照顧了舟山的積極性和客觀實際困難，我們心裡特別能夠體會他的政治智慧。為了真正體現舉全省之力，省裡還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由省委省政府的分管領導來擔任組長、副組長，省級四五十個部門聯合組成，具體分工做好整個接待、醫療、會務、保障等工作。
　　2006年4月13日至18日，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浙江杭州、舟山舉辦，共有37個國家和地區的佛教界、學術界、企業界、文藝界、政界等代表1200余人參加。習書記出席論壇並致辭，介紹了浙江的佛教文化淵源，也向世界推介了舟山。佛教也有很多地域文化，藏族文化、東南亞文化，每種接待的標準不一樣。因為會場分設兩地，杭州還要轉場到舟山，工作量很大，單說把1200人從杭州轉場住到舟山的18個賓館，就是件難以想象的難事。經過我們精心努力，各位客人連行李的分放都沒有出現一點差錯，大家都很滿意。其間還舉辦了一場大型的國際佛教音樂交響樂晚會，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反響，整個論壇取得了圓滿成功。
　　採訪組：您從舟山到省交通廳工作，習近平同志當時與您談了話吧？對您產生怎樣的影響？
　　郭劍彪：浙江地處東南沿海前線，長期以來交通基礎設施十分薄弱，老百姓形象地稱之為“汽車跳，浙江到”。習書記到浙江后就非常重視交通，他2002年10月到任，12月就前往寧波，一個月后又頂著凜冽的寒風踏上舟山，兩次調研的重點都是港口建設。特別是2004年7月9日，習書記到交通廳視察，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詩詞“偏師借重黃公略”來形容交通的重要地位，他說交通建設機遇千載難逢，投身交通事業正逢其時，要求全力以赴、把握機遇、克服困難、能快則快。2006年7月，習書記到嘉興調研重點工程時再次講到，交通建設作為基礎設施的重頭戲，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官”，對全省現代化建設起到先導作用和帶動作用。當時我還在地方工作，但也深切感到，交通在習書記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2006年9月，習書記到舟山調研，工作結束后的晚上找我單獨談話，說省委考慮調我到交通廳當廳長。我當時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就很直白地對習書記說，我不是學交通的，也沒干過交通，怕干不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鄭重地對我說：“抓好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對全省加快現代化建設有著先導作用，這個崗位很重要。我知道你在體改委工作過，懂宏觀經濟，今后在交通廳廳長的崗位上，要注意站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把浙江的交通謀劃好、規劃好。同時，還要注意抓好隊伍建設，把交通人這支隊伍帶好。”習書記的肯定和鼓勵給我吃了一顆定心丸，讓我非常感動，也充滿信心，他的話成為我日后工作的根本遵循。
　　2007年3月，習書記即將到上海任職，我到他的辦公室向他告別。其間，我帶著開玩笑的口氣問習書記：“您到上海以后，我們浙江和上海還怎麼搞港口競爭啊？”沒想到習書記答得很干脆：錯位發展。
　　我當時問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剛才我談到，當時建設以洋山深水港區為依托的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是黨中央、國務院著眼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應對東北亞航運中心激烈競爭作出的重要決策。但說實話，舟山包括省裡對上海主導開發洋山深水港，情感上一時有點難以接受，各方面也有爭論，有不同想法。我當時已經離開舟山到省交通廳工作，但港口建設是全省交通建設的重要內容，所以這方面的事情我非常關注。習書記在那個時候，對待這個問題表現出了極強的大局觀。記得習書記2006年9月在舟山調研的時候曾經給我們講過“舍得”“得失”這兩個富有哲理的詞，要我們辯証地看問題，最終要符合長遠利益，符合大局的利益，而且符合大局利益，大家都有利，全省都有利。在浙江工作期間，習書記對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和洋山深水港區開發非常重視、大力支持，態度非常明確，多次要求我們要站在國家戰略全局的高度，不能從地方區域的角度看問題，全力支持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加快洋山深水港區建設步伐。
　　習書記指出，上海建設國際航運中心是從更高的層次上規劃港口的發展，在長三角港口群內，上海港具有中心樞紐的作用。上海國際航運中心今后的發展空間都在浙江這邊，更多的是在舟山這邊。寧波舟山港要顧全大局，不要搞惡性競爭，要支持中央的中心樞紐港建設，履行好我們的責任，充分發揮我們作為上海中心樞紐港南翼的作用，相互間錯位發展，形成功能互補的世界級港口群。應該說，這些年我們按照習書記的部署和要求，抓好工作落實，取得了良好成績。上海港的集裝箱吞吐量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2017年年底前洋山四期投入運營后，將助推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4000萬標箱。寧波舟山港成為全球首個貨物吞吐量9億噸大港。這些年的發展，充分証明了習書記的高瞻遠矚。
　　2016年9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對交通運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確提出“十三五”是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發展、服務水平提高和轉型發展的黃金時期，強調“要想富，先修路”不過時。聽到這個重要指示精神的傳達，我倍感親切，仿佛10多年前他的諄諄教誨還回響在耳畔。我切身體會到，總書記的重要思想一脈相承延續至今，許多成功經驗的獲得，正是源自於浙江的實踐探索。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的時候就提出實施“鄉村康莊工程”。請您談談當時在推進農村公路和城鄉統籌方面的情況。
　　郭劍彪：我還清楚地記得，習書記當年曾經多次對我們說過，群眾利益無小事，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最終要落實在一件一件的實事當中。習書記是這樣講的，更是帶頭這樣做的，這些年來浙江農村的發展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當年的浙江素有“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70%以上都是山區，當時浙江3.8萬多個行政村，58%未通等級公路，48%的通村公路沒有硬化，如何建設農村公路成為一大難題，更直接影響著全省經濟社會發展。
　　2003年5月22日，習書記在省委財經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斬釘截鐵地講到，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現代化，農村交通建設是現代化建設的必備條件，浙江要走在前列。正是在他親自決策下，浙江在全國率先實施以通鄉、通村公路建設為重點的“鄉村康莊工程”，開啟了農村公路跨越式發展的新篇章。讓我最感動的是，習書記言出必行，一直身體力行地關心推動這項工程。特別是2003年9月18日，習書記到浦江縣下訪，在聽到當地群眾反映：一直以來，因為路不好，馬嶺腳村是浦江縣有名的貧困村后，當即拍板決策，把當地的210省道改建成為了20萬山區人的“小康之路”，如今這條路被當地老百姓親切地稱為“近平路”。
　　浦江的這個小故事，是全省農村公路發展的一個縮影。在習書記的關懷下，交通人克服資金、土地、技術等重重困難，夜以繼日、風雨兼程、持續奮戰。2006年2月，習書記在《中國公路》上作序指出“全面奔小康，關鍵在農村”，“鄉村康莊工程的實施得到全省上下尤其是廣大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和衷心擁護，被譽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2007年浙江鄉村康莊工程基本完成后，經過3年攻堅，2011年實現了全省農村公路“村村通”，完成農村通村、聯網公路建設8.3萬公裡，形成“農村公路網、安全保障網、養護管理網、運輸服務網”這“四張網”體系，成為浙江歷史上農村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最多、規模最大、標準最高、速度最快、反響最好的時期。在我看來，正是習書記當年一錘定音，為全省3600萬農民開辟了致富的“康莊大道”。在全省這條“康莊大道”的兩旁，不知結出了多少豐碩果實。今天，大量的農家樂、民宿和鄉村旅游成為浙江的金名片，許多游客不分節假日地從周邊省市自駕來到我們這個“大景區、大花園”度假休閑。2016年，浙江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僅為2.07:1，農村居民人均收入32年居全國省區首位，成為全國城鄉發展最均衡的省份。
　　在這期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成功培育了嘉善統籌城鄉交通發展的先進經驗。習書記在浙江期間，我在多次場合上聽到他講“要切實加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力度”。2008年12月，已經擔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專門就嘉善縣交通建設作出批示：“加快交通建設，對嘉善縣主動接軌上海、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新農村建設有重要促進作用。希望嘉善縣以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為契機，採取有力措施破解交通建設難題，不斷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沒過多久，2009年3月，他又在交通運輸部上報的《關於支持浙江省嘉善縣交通建設情況的報告》上批示：“交通部從‘接軌上海、融入長三角’和‘統籌城鄉發展’的高度幫助嘉善破解交通發展難題，積極探索區域交通科學發展的路徑，起點高、思路好、措施實。希望你們繼續同浙江省交通廳積極推進項目建設的各項工程，精心設計、精心組織、精心施工，確保工程質量。”正是在他的重視和指導下，如今的嘉善，面貌煥然一新，不僅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公交，而且客運中心站、鄉鎮客運站、發展港灣式停靠站體系完善。漂亮的新農村與現代化的城鎮，發達的高效農業和鄉鎮工業，都是因為交通融合在一起。可以說，成功走出了一條交通引領城鄉協調發展的新路。
　　2014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交通運輸部《關於農村公路發展情況報告》上批示“進一步把農村公路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逐步消除制約農村發展的交通瓶頸，為廣大農民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他在2016年9月19日對交通運輸工作的重要指示中講道：“我批示的‘四好農村路’的建設是總結經驗、特別是成功經驗所提出的，你們要認真落實，久久為功。”總書記所說的“四好”經驗，在我聽來感到格外親切，這也是我們按照習書記要求，10多年來一張藍圖繪到底，不斷探索打造的樣板和踐行的使命。
　　還有一件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2007年1月，習書記到麗水考察工作，我作為交通廳長陪同。經過鳳陽山時，他接到省委值班室一個電話，反映有一個澳大利亞的世界環境保護志願者在網上發布消息，說浙江在搞交通建設期間破壞了景區山體。他放下電話對我說，我剛才接到一個電話，是告你狀的。我了解情況以后，還是實事求是地向習書記匯報，搞交通建設，特別是高速公路建設，不開山鑿壁、不拓寬路面是不可能的。習書記聽后對我說：“搞交通需要開挖，但一定要注意與環境保護兼顧起來。”
　　我明白，他很理解交通建設的必要性和艱苦性，但同時也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后來，我們提出建設“美麗公路”的概念，修高速公路時充分考慮當地的自然條件，盡可能少破壞山體，堅決反對大開大挖、開山填水，圍繞綠水青山搞交通建設。我想，也許彎一彎，就多一道風景﹔停一停，就留下一段記憶。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浙江的美麗公路像一條條紐帶，串起了全省的“山水林田湖、城鎮鄉村景”，給人以暢安舒美綠的美好享受，極大地帶動了沿線旅游、民宿、特色產業快速發展。僅2016年就拉動全省GDP增加值超1500億元，創造就業崗位約56萬個，助推旅游業總產出增長12%，實現了“修一條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