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的出版，給我們黨的“紅色家譜”庫增添了一部目前歷史跨度最長、研究成果最新，集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為一體的黨史著作。這不僅是黨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黨的思想理論宣傳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九十年》不僅給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和青少年提供了一部非常好的黨史教材，而且提供了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黨史和寫好黨史的一個范本。這對於進行革命傳統、歷史經驗、理想信念、黨性修養教育，對於加強黨的基本理論武裝，都具有重要意義。這本書的優點很多，至少可以舉出以下幾點。

第一，達到歷史性和現實性的統一。歷史、現實、未來是貫通的。黨史工作的目的是以史為鑒、面向現在、面向未來。我們說這本著作達到歷史性和現實性的統一，首先體現在時間的大跨度上，它寫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黨的十八大90多年的歷史。上個世紀80年代，黨史研究的重點是民主革命時期﹔90年代以后，黨史研究重點逐漸轉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並延伸到改革開放新時期。近幾年，中央又明確提出要進一步突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的歷史研究。但是，對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研究，盡管出版了大量文獻資料，總的來說還處在起步階段。我們黨各個時期的歷史都很重要，都和現實有著聯系，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與現實的聯系更直接、更緊密，因而顯得更為重要。這部著作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基礎上，對改革開放新時期這段歷史的撰寫下了很大功夫，特別是依據中央的有關決議，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反映和評價，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新時期歷史研究，提供了一些線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把著史的下限劃到最近，這在史學上是一個創新。當代人是否能夠寫好當代史？編寫歷史著作到底應以何時為下限？這個問題史學界曾長期討論，直到今天看法仍不一致。有人堅持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傳統史學觀點，認為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相對凝固化、能夠得出比較確切結論的事實才可以稱為歷史，而仍在進行、流變、距今很近的事實則是現實。前者屬於歷史研究的范圍，后者屬於現實問題研究的范圍。也有人認為，已經過去的所有時間都屬於歷史，歷史與現實並無截然分開、不可逾越的鴻溝。我認為，當代人和后代人所寫的歷史，各有各的優點。當代人寫當代史，就其優點來說，由於作者置身當代社會實踐，對當代實踐有親身的感受、直接的觀察，所記載的事實更能少一些主觀推斷。《九十年》的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就在於它的下限劃得很近，一直寫到黨的十八大。這本書的寫作成功說明，把黨史研究和編撰的下限延長到最近，便於把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系起來思考，完整地了解事物演變的過程，對我們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大有益處，這種方法不是不可以成立的。閱讀本書就有這樣的感覺：從大的歷史趨勢看，現存的許多重要問題，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都有其內在的根據。這對於加深對當前我們黨實行的方針、政策的理解，有重要意義。

第二，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黨史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同時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學性，二者必須統一。所謂黨性，就是牢牢把握“黨史姓黨”的原則，始終堅持黨史研究宣傳的正確方向，始終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編寫黨史。所謂科學性，就是樹立科學的歷史觀，遵循史學規律，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九十年》緊緊把握黨的歷史主題和主線，緊緊圍繞黨的奮斗史、理論創新史和自身建設史，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的建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等等，作了比較準確的記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評價。《九十年》對於黨領導全國人民艱苦奮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經驗加以充分肯定。對於黨犯的錯誤及其后果，不是簡單化籠統加以批評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並以嚴肅的態度和語言來表述，寫得恰如其分，目的完全是為了總結經驗，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以增長才干，使我們更好地前進，而不是為了別的。正如《九十年》“結束語”所明確指出的：“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錯誤、失誤和曲折呢？沒有一個政黨是不犯錯誤的，重要的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得到教訓。既要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也要從別人所犯的錯誤中學習，而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是更好的教科書。錯誤能夠成為正確的先導，但不是無條件地成為正確的先導，關鍵在於要善於總結經驗、以史為鑒，真正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九十年》對“文化大革命”根本否定，強調它“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同時，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區分開來，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但“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九十年》既強調“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同時又指出“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追求純潔的、完美的社會主義，自以為是開辟一條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而實際上卻被束縛在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的觀念中。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從而把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的錯誤同兩個反革命集團區別開來了，澄清了國內外一些人的模糊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九十年》還指出，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對於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義。這本著作在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從五個方面進一步總結“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經驗教訓，對防止“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內亂在中國再度發生也具有重要意義。

這部黨史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重要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和判斷，而不是離開歷史條件的變化，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評價。比如，對於陳獨秀，《九十年》明確提出，1920年發表《談政治》一文之后，“陳獨秀已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了”，成為中國早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陳獨秀與大革命失敗的關系，《九十年》堅持認為陳獨秀是有重大責任的﹔同時又根據上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的新成果，把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實事求是地指出，之所以犯這種錯誤，同黨處於幼年時期，缺乏應對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也難以擺脫共產國際那些錯誤的指導思想影響有直接關系。這些表述是比較公道的，不因為其錯誤而抹煞其貢獻，也不因為有過功勞而掩飾其錯誤。

第三，做到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即所謂史論結合。在以往的一些黨史著作中，有一些單純地敘述史實，“文山會海”的史料堆砌，也有一些把活生生的歷史預置於一個先設想好的固定程式中，進行說教式的敘述，寫得刻板、枯燥，這樣就割裂了材料與觀點的統一，難以有說服力地回答歷史的本然和歷史的所以然。這部黨史著作的一大特點是夾敘夾議，把基本的理論觀點寓於對歷史的生動敘述之中，不作空泛的冗長議論，既直書實錄，讓事實說話，又以史為鑒，開掘歷史的本質。書中引用了許多材料和數字，都是為了說明問題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鋪直敘，材料和觀點融合得比較自然。夾敘夾議中的議，緊密結合歷史發展而展開，和歷史事實融為一體。當你讀了一段事實的敘述之后，感到需要評論的時候，一段精彩的評論果然就出現了，使讀者產生一種滿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認識。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見說得比較中肯，既有以史為主的豐滿歷史感，又有以論貫通的深刻理論色彩，真正對讀者有所啟發。比如，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九十年》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有說服力的。它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用事實說明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依據“主要是（新中國成立）三年來我國經濟內部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是符合新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和規律的”，而不是人為制造的。正如書中所說：“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隨著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建立起來的”，“生產關系的急劇變革往往會在一段時間內引起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出現過一部分群眾生產積極性受影響的情況，但總的來說並沒有破壞生產力，而是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1956年同1955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增長6.4%，工業總產值增長28.2%。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逐年都有所發展，糧食產量逐年都有所增長。原有私營企業在接受改造的過程中，生產增長和效益提高也是明顯的”。同時，書中又明確指出了“三大改造”中存在的偏差、缺點以及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並從對社會主義認識和蘇聯模式影響的高度，分析了產生這些不足的深層次原因。

本書雖然篇幅不是很大，隻有60余萬字，但是在史料上，確實下了一番苦心，體現出在分析、鑒別、駕馭和運用史料方面的深厚功力。本書既引用了大量檔案文獻資料，也引用了許多口述歷史資料，包括各方面人物的材料，還引用了一些外國資料，這樣使得全書顯得豐滿充實，有血有肉。比如，在論述土改運動的重大意義時，引用了國民黨政府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對美國國務院人士所說的話：“中國正在進行一場社會革命，共產黨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抓住了這場革命的領導權”，“美國無論怎樣做，最多能推遲國民黨的失敗，卻不能改變其結果”，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第四，實現學術性和可讀性的統一。《九十年》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權威黨史基本著作。它以兩個歷史問題決議和黨中央關於歷史問題的重要論述為指導，貫徹落實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精神，按照“導向正確、史實準確、文字生動、細節典型、點評精當、增強針對性和注意創新”的編寫要求，堅持以《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為基礎，注意吸收《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精華，借鑒其編寫的成功經驗，並積極吸收黨史研究最新成果。

本書的可讀性也比較好，文字平實、精煉而順暢，遣詞造句比較考究。用概括而準確的語言講述歷史，翔實而不煩瑣，用盡可能小的篇幅表達了最大容量的內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別是一些點睛之筆、提神之筆，讀后令人感奮。比如，書中在談到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時期的創業精神時說：“中國20世紀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斗和意氣風發的年代。帶有那個時代特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遠不會過時。”而且，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特別是適應青少年閱讀的特點，與時俱進，全書採用雙色印刷，每個章節都撰寫了提要，配有大量圖片、圖表，裝幀大方，封面設計得當。總的感覺，選配合理，圖文並茂，增加了全書的生動性和感染力。“文似看山不喜平”，這部黨史讀起來很吸引人，不覺得枯燥。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重視民族、國家和自身歷史的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這是黨和人民在當今世界安身立命、風雨前行的資格”。但是，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泛濫，嚴重侵蝕黨和人民這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資格。歷史虛無主義以所謂“重新評價”為名，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歷史、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否定和丑化黨的領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黨的缺點與錯誤，把黨的歷史說得一團漆黑。他們把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視為離開“以英美為師”的所謂“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誤入了歧路，宣稱新中國成立以后搞的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就應該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他們使用造謠誹謗、無中生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顛倒是非等種種手段，欺騙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況的人們，在群眾中間散布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感，以達到他們別有用心的目的。《九十年》的出版，將真實的歷史呈現在讀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實、正本清源、以正視聽的作用。這是廣大黨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所熱切企盼的。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的時候，正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時期，“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美國人福山甚至發表著作，宣稱歷史終結了。國內也有一些人徘徊觀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能堅持多久心存疑慮。20多年后的今天，《九十年》出版之時，國際上關於“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等議論和研究多了起來，其中不乏贊揚者。一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快速發展，導致一些西方理論正在被質疑，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在顛覆西方的傳統理論。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在經歷了許多艱難曲折之后，仍然保持青春活力，越來越壯大，堅強有力地領導著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闊步前進呢？我想，隻要了解和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歷史，特別是讀一讀《九十年》，是會得到答案的。

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借鑒和運用黨的歷史經驗，是我們黨一貫重視並倡導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和方法。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都有這方面的重要論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黨的歷史的總結運用。習近平同志強調“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把學習黨史進一步提高到事關全局的重要地位。作為一部權威的黨史基本著作，《九十年》的出版，將會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興起黨史學習熱潮，這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05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