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厚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人民奮起抗戰，出現了各種群體的抗日義勇軍，隊伍一度發展到30多萬人。日寇不得不動用關東軍精銳清剿。由於敵我力量懸殊，義勇軍大部分戰敗。部分撤至蘇聯。

撤至蘇聯的這部分人，短期休整后，繞道西伯利亞從新疆塔城口岸回國。

這批鐵血軍人的初衷是重赴白山黑水，繼續與日寇作戰。可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這支將近4萬人的隊伍最終隻能落腳在了蒼茫的西北大漠。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批人的命運非常悲慘，請纓無路，報國無門，大多數人在忍受了各種難以言說的磨難后，悄無聲息地永遠融進了無垠的瀚海戈壁。史書對他們的最后歸宿鮮有記載，有的人死后連個墳丘都沒有留下……

10多年前，我是人民日報駐新疆記者。有一次，到南疆採訪，陪同的是一位黃頭發藍眼珠的中年人——這在新疆本很尋常，可他偏偏操著濃重的山東口音。問其故，他說，父親是山東人，早年闖關東時參加了抗日義勇軍，失敗后退入蘇聯，娶了當地一位俄羅斯姑娘。他告訴我，在新疆，像他這樣的家庭很多。於是，職業的敏感讓我開始追尋這個群體。

10多年來，我先后採訪了174個義勇軍家庭。無數幅“拼圖”下，這個群體的來龍去脈漸漸厘清。姜厚本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張欣榮這條線索，是新疆日報社原副總編輯張列提供的。她倆知青插隊時在一個連隊。不過，採訪卻始終未能如願。張列解釋：“她好像有些顧慮！”

一晃就是好幾年，我已經從新疆調到了浙江。一天，張列大姐打來了電話，語氣透著驚喜：“欣榮同意接受採訪了！”

終於在西子湖畔見到了張欣榮女士。年過六旬的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打扮很得體，舉手投足無不透出教養有素。

她上世紀50年代初生於烏魯木齊。現居香港。

坐定后，她首先拋出這樣一串問題：你的採訪是個人行為還是組織行為？目前政府對這批義勇軍到底怎樣看待？文章發表后，對我和家人會不會造成影響……

她一臉凝重地強調：“因為外公那段特殊經歷，當年我們過得很不好……至今心裡還存有陰影。說實話，來之前，我一直猶豫、再猶豫﹔買了票退了，退了又再買。一方面，希望外公他們經歷的一切，能為后人知道、理解﹔另一方面，真不希望由於哪句話不妥，再次影響到我和家人……”

外孫女眼中的姜厚本

外公把家產賣了個精光，將一大家子人帶到山溝裡一個地窩子安頓下來。從這以后，他就再沒有回過家

我講的有關外公的一切，都是從我母親姜瑞琴那裡聽來的。

外公叫姜厚本，黑龍江虎林人。家裡的老一輩人提起我外公，滿嘴怨氣。說，是他敗了姜家。

外公家世代行醫，順帶做藥材生意，是當地數得著的大戶。到我外公這一代，家產除了那座幾進幾出的大宅院，還有縣城邊上4座蔥蔥蘢蘢的大山。全家人丁興旺，有30多口。

外公雖然在家中排行老二，可由於他精明能干，醫術精湛，家裡的事都是他說了算。

母親說，小時候她和舅舅的日子相當優裕。可是，小日本一來，一切都給毀了。外公經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即使偶爾回來一趟，也是行色匆匆，三更半夜進家，天不亮就沒了蹤影。家裡的一切，都撂給了老實巴交的大外公姜厚生。

這還不算，外公開始不斷賣地、賣房子。他是那種說一不二的男人，家裡人誰也不敢問這麼做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好幾年，家底自然是越來越薄。

街坊們暗地裡說：姜家要敗家嘍，出了個敗家子。你想，不賭不嫖不抽，賣地、賣房干嗎？

有一天夜裡，雞快叫時，外公才回到了家，要求家裡的成年男子跟他走。外婆問干什麼去，他瞪了外婆一眼，外婆趕緊噤聲。他一下子從家裡帶走了10多個男丁。從此，這10多個親人再沒回過家門。

又一個深夜，外公再次把大家召集了起來，眉頭擰成了疙瘩：“各房都回去收拾東西，準備搬家。”大家都愣住了。他說：“房子我全賣了。”

這一下炸了鍋，大人孩子哭成一片，積壓心頭已久的怨氣一下子爆發了：“你敗光了家不算，還要送掉全家人的命啊！你對得起列祖列宗嗎？！”

等大家情緒平復了，外公才緩緩說：“日本人逼的。知道這些年我在做什麼嗎？我在為抗日隊伍籌集糧餉。怕連累你們，才一直沒有吱聲。最近，鬼子集村並屯，咱們的隊伍被堵在老林子裡動彈不得，不僅缺醫少藥，連飯都吃不上了……”

大家這才明白過來。都沉默了。半晌，外婆問：“賣了房子我們住哪裡？這是關外啊，沒了房子怎麼過冬？”“是啊，抗日也得自己先活下去呀！”有親屬附和。

外公“砰”的一聲拍了桌子：“就這麼定了！都回去收拾！”

他把家產賣了個精光，將一大家子人帶到山溝裡一個地窩子安頓下來。從這以后，外公就再沒有回過家。家裡人也不敢向外人說他去了哪裡。有人問起，就推說出遠門做生意了。

一晃又是大半年。這年中秋節的晚上，有人敲響了地窩子的門。門剛開了一半，一個身背長槍、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閃了進來，轉身朝外看了又看，這才把門反插上，和藹地問：“哪位是姜厚生大哥？”

大外公迎上前去。“借一步說話。”來人把大外公拉到屋角耳語了一番，末了叮嚀了一句，“要快。”

大外公神色緊張地命令大家：“趕快收拾東西。隻帶那些用得著的。鬼子要來了。”

多年以后，說起那夜的經歷，我母親仍驚魂不安。

外婆背著她、拉著舅舅隨著背槍人跑到了一個山坳。這裡已聚集著幾十個背著包袱、抱著孩子的人。

人們走啊走啊，走了大半夜，來到了兩山之間的峽口地帶。背槍人做了個手勢讓大家停下來，壓低嗓子說：“前面是敵人的封鎖線。我去探探路。都管好自己的孩子，千萬別出聲。”說完，輕捷地閃進樹叢中。

大家都找地方隱蔽了起來。每個人都躡手躡腳，盡可能不發出聲響。突然，“哇……”響起了孩子的哭聲。淒厲的哭聲，頓時將夜的闃寂打破。“哇”聲剛發出一半就沒了動靜。母親扭頭一看，一個年輕的大嫂正神色緊張地捂著懷裡嬰兒的嘴。

這半聲啼哭，還是引來山腳下崗樓裡的陣陣犬吠。崗樓上的探照燈刷地照過來。空氣凝固了，四周連蟲叫似乎也停了。隨之，傳來雜沓的腳步聲。還有人虛張聲勢地吆喝：“看見了，快出來。不然要開槍了！”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有人不由自主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另一個方向傳出了樹枝的顫動和鳥叫聲，探照燈又朝那個方向照去，槍聲也響了起來。大家正不知所措，一個黑影出現在大家面前——是那個背槍人，他示意大家隨他朝左邊山腳慢慢移動。

突然，起風了，很快下起了瓢潑大雨。這是一場救命雨！借著大雨掩護，人們來到了江邊。岸邊早已泊著兩隻木船。

大家紛紛登船。隻有那個抱孩子的大嫂像尊石像，呆立在風雨中。人們圍攏過去，隻見大嫂一手抱著孩子，另一隻手還緊緊捂著孩子的嘴。有人從她懷裡接過孩子，發現孩子的臉早憋成了豬肝色，已沒了呼吸。

人群裡有幾個婦女輕聲啜泣起來。

船向江對岸劃去。禍不單行，母親坐的船快到江心時，突然開始滲水——原來船板之間有個縫隙。船在水面上隻打轉不前進。背槍人讓大家別慌，問有沒有誰帶了鍋碗瓢盆。還真有人帶著盆子。於是，大家一盆接一盆往外舀水，總算到了對岸。

就這樣，母親和一幫義勇軍家屬來到了蘇聯遠東。蘇聯政府把他們安置在一個林場。在蘇聯生活了一年后，母親隨大家來到了新疆。

“后來的事兒，我知道的不多……不過……”講到這裡，張欣榮欲言又止。仿佛下了很大的決心，才終於說：“外公解放后還活著……在塔城落了腳……我的舅舅姜雲祥家在塔城。”

“哦！他晚年和兒子生活在一起？”

“沒有……”

又像是經歷了一番思想斗爭，她說：“在我上學的時候，外公到烏魯木齊看過我媽……他來時，還帶著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名字叫夢娃。”

在張欣榮這裡，再挖不出什麼了。她的講述，給人一種碎片化的感覺。姜厚本在義勇軍隊伍裡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又是如何到新疆的？到新疆后都做了些什麼？為什麼沒和兒子一起生活？……隻有將這些碎片全拼湊起來，才能形成一幅完整圖像。

還好，從張欣榮這裡知道了姜雲祥、夢娃兩個線索。本以為通過張欣榮便能找到姜雲祥和夢娃，可讓我失望了，張欣榮說，幾十年來親戚之間很少來往。

又費了很大周折，終於聯系上了姜雲祥的大女兒姜增華。姜增華幾年前從塔城地區醫院退休后，隨兒子在西安生活。同我料想的一樣，她也不願意接受採訪。反復解釋，姜增華總算打開了話匣子。

孫女眼中的姜厚本

爺爺原本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我父親的好感，最終父子相認。可父親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緊緊的，不願往前邁半步

其實，我父親心裡一直有個難解的結——這個結一輩子也沒有解開。那就是他和我爺爺之間的關系問題。他管我大爺爺姜厚生叫爸爸，到死都沒有管我的親爺爺姜厚本叫過一聲爸。連他入學、入黨時候填寫個人資料，“父親”那一欄也一直填的是大爺爺姜厚生的名字。盡管他心裡也清楚，姜厚本確實就是他的親生父親。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父親從7歲開始，就一直由我大爺爺姜厚生帶大。更深一層原因：他始終對親生父親的經歷表示懷疑。“歷史不清”——這在那個年代可是要命的事啊！

我父親打小就跟著家裡人一直在逃難，從東北逃到蘇聯，又從蘇聯逃到新疆。坎坷的經歷讓他謹小慎微。新中國成立后，像我父親這樣的貧苦人家，是最大的受益者。解放不久，他就上了新疆大學。上世紀50年代初，新疆牧區開始搞土改，缺少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父親大學沒畢業就報名到了偏遠的塔城。先是當土改工作隊員，后來到塔城專署當秘書，再后來到塔城農科所當所長。

父親工作非常投入，總是當先進。當時，全國都在學習“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塔城的農民稱他是“塔城的焦裕祿”。他的事跡還上了《新疆日報》。

報紙出來不久，發生了戲劇性一幕。

一次，父親正在塔城一家單位的大禮堂作報告，單位傳達室的工作人員打來了電話，說一個南疆老鄉拿著一張刊登著我父親事跡和照片的報紙找上了門，聲稱照片上這個人是他的“兒子”。

父親連忙趕回了單位。

這是一個南疆農民裝束的老漢，頭發、胡子已經花白。老漢攥著報紙的那隻手微微發抖，哆嗦著嘴唇說：“雲祥，我是你爹，姜厚本！”

父親的心一震，隨之揪緊了：多少年了，他一直以為自己的親生父親早已去世。腦子裡壓根沒有親生父親這個概念！現在，突然冒出來一個大活人，並聲稱是自己的爹！

最初的驚愕過后，父親仔細打量著來人：眉眼和現在的“父親”姜厚生確實有幾分像。他想說些什麼，但一看老人的裝束和那張風塵仆仆的臉，警惕了起來，把涌上心頭的話壓了回去，淡淡地說：“我不認識你！”

那位南疆農民打扮的老漢急了：“雲祥，我真的是你爹！這麼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你們。報紙上一看到你的信息，我當天就出了門。你姐瑞琴他們都好嗎？”

連姐姐的名字都叫了出來，父親心裡徹底明白了，眼前的確是親爹。可這些年的生活經驗告訴他，不能盲目相認。他對傳達室的工作人員說：“先請他出去。”

父親的決絕是有原因的：那些年，運動一場接著一場，每一次都要把“社會關系”翻個底朝天。稍有不慎，階級斗爭這把利劍就會把你斬落馬下。更何況，當時父親正一路凱歌呢。

多年后，父親告訴我們，工作人員把爺爺拉走后，他伏在辦公桌上壓著嗓子大哭一場。

不過，爺爺並沒有罷休，他沒有離開塔城。憑爺爺的生活經驗，他洞察到了兒子的心思。他在我家那條弄堂的口上租了個小鋪子，修起皮鞋來。不再奢望兒子會“認他”，隻圖每天兒子上下班路過時，能看上一眼。

那時候，干部下鄉多，我父親經常是多天不露面。這時，爺爺干活時就像丟了魂，拿著縫鞋的錐子，系著干活的皮裙，在弄堂口走來走去，四處張望。而每當父親又出現時，他臉上先是一陣狂喜，隨即又裝作若無其事地埋頭干起活來。

當時牧區缺醫少藥，爺爺是祖傳的中醫，修鞋之余，免費給大家看病。很快，“姜神醫”的大名傳遍塔城。盡管那是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但善良總歸能贏得人心。不久，塔城許多單位都來挖爺爺這個“寶貝”。爺爺最終選擇了塔城食品公司。

生活安頓下來后，爺爺回了趟南疆，把家搬了過來。

爺爺原本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贏得我父親的好感，最終父子相認。可父親呢，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緊緊的，不願往前邁半步……

姜增華好像又有了什麼顧慮，不往下說了。

“聽說他在南疆又結婚生了孩子？”我問。

“是的。我的親奶奶在父親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你爺爺落戶塔城后，和你父親關系有沒有改善？”

“沒有。一直到死都沒有改善。我也是在爺爺去世后，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那封遺書，才搞清了他的歷史。”

姜增華從包裡拿出一沓已經發黃脆爛的稿紙遞給我：“如果父親早早看過這封信，也許父子關系會有所改善……”

抗戰時期在虎林縣活動的抗日聯軍有兩支部隊，一支是1935年在黑河建立的趙尚志（軍長）的第三師，師長姓郝﹔另一支是1935年秋建立的抗日聯軍第七軍。

七軍軍長開始是陳之久，1936年初陳軍長在與日寇作戰中英勇犧牲，以后由崔世泉（朝鮮人）任軍長，副軍長是畢玉民。

認識畢玉民是1935年秋天，當時是由七軍負責地下工作的王鄉久同志介紹的。后來，畢軍長任命我為軍部委員。我的任務是：隱蔽身份，籌集抗日經費和物資。

我的化名叫如山。那段時間與我聯系的有陳忠玉、於會海、董成富等同志。他們后來都犧牲了。陳忠玉是被漢奸苗戰祥告密殺害的。日寇對其嚴刑拷打，逼問抗日聯軍情況，他至死沒有吐露一個字。

畢玉民事事身先士卒。十月份了他還和戰士們穿著單衣布鞋打仗，經常連續多天吃不上飯，連豬食也吃過。有一次，在五道崗部隊被圍了七天，干糧和炒面吃光了，同志們隻好吃封臘充飢。畢玉民同志的臨危不懼更讓我佩服，一次在我家附近，他隻身與七八個偽滿軍遭遇，偽軍尾隨畢玉民追至x家（字辨認不清）西屋，我聞訊趕來，隻見畢玉民手提匣槍坐在炕沿上，兩眼炯炯直視著偽軍，毫無懼色。偽軍站在門口誰也不敢進前。我發現帶隊的偽軍xxx（字辨認不清）我認識，就說都是自家人免傷和氣。偽軍就借臺階下坡，灰溜溜走了。

1936年6月，畢玉民同志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在畢玉民指揮下，我和劉奉陽一起策反了住在虎林二區島木溝的日本國境監視隊聞某所部兩個連隊起義，打死兩個日本鬼子。1937年8月，我策反駐在四區的偽滿軍的一個排。定於陰歷8月14日晚出發，結果一個姓丁的班長發出信號時被日寇發覺，暴露了目標，隊伍沒拉出來。我也暴露了，8月15日晚，聯軍將暴露人員的家屬送到蘇聯。我不能再從事地下工作就參加了部隊，在七軍通訊營負責與蘇方的聯系工作。當時經我動員由我帶著參軍的有十三人。其中，多名是我的親屬。

1937年10月，在畢玉民的親自領導下，通訊營在蘇勒營三門劉家的樹林裡進行了整編，整編后營長是李萬林同志，我擔任指導員。整編結束時，部隊被日寇發現，突然遭受夜間包圍。突圍中犧牲了四人，其中兩個是我的表侄，都隻有十幾歲。我也在這次戰斗中負了重傷，被恰好在附近的三軍七團五連連長馮永歧同志率人救出，送到蘇聯養傷。

說到馮永歧，他是我尊敬的一個英雄。一次，他單人和一個班的敵偽軍遭遇，他採取打幾槍換一個窩的辦法，敵人始終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不敢貿然逼近。就這樣他一個人戰斗了一天，夜幕降臨后安全突圍。

另一個英雄就是和我一起策反偽滿軍兩個連的劉奉陽。劉奉陽是七軍的交通員，他機智勇敢，經常單獨執行艱巨任務。1937年9月抗聯得到消息，日軍要對暴露了的抗聯家屬下手，軍裡就派劉奉陽負責轉移這些家屬，這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屬9人，因家中的壯男都被我帶到了隊伍上，剩下的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

我最后一次見到劉奉陽同志是1938年2月我在蘇聯養傷期間。當時劉奉陽所在的部隊再次被日寇包圍打散，劉護送部分傷員到蘇聯養傷。然后，他在蘇聯重新組織了約40名傷愈戰士重新打回了虎林。

聽說畢玉民、劉奉陽后來全犧牲了。我自己從此也再沒回過可愛的家鄉。

這封沒有稱謂、沒有落款的信是寫給誰的？姜增華也說不清。我們隻能做如下猜測：

一、寫給組織。待河清海晏，后人提起義勇軍這段歷史時，作為佐証。

二、寫給姜雲祥。這個倔強的老人要告訴兒子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

……

可惜，姜雲祥也已經過世。他可能最終也沒有搞清父親的歷史。

採訪至此，姜厚本的輪廓越來越清晰了，但整個圖，依然沒能拼全：來新疆后他都做過些什麼？既然為國為民做了那麼多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為什麼要一直隱瞞身份？臨終前他又有哪些遺憾？

好在晚年和姜厚本相依為命的夢娃就生活在塔城。找夢娃就簡單得多了。當50多歲的她站在我面前時，我依稀看到了姜厚本的影子：她梳著齊耳短發，走路時腳下“噔噔”有聲，說話語調不緊不慢，神態不卑不亢，渾身透著干練。

聽我講完採訪的目的，她很干脆：“首先代表我死去的老父親感謝你！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人過問過我父親的事情。”

女兒眼中的姜厚本

后來我想，還他清白，是支撐父親活著的原因。材料寫完了，這個事說出來了，他繃著的那根弦就鬆了，人也就垮了

我父親在蘇聯養好傷后，原本是想借道新疆回東北繼續抗日的。可一進入新疆，就身不由己了。

起初，盛世才偽裝得很積極，和蘇聯打得火熱，請延安派干部到新疆來幫助工作，父親他們這批歸國義勇軍，也受到了盛世才邀請。父親被安排到了喀什的警察局，還當了個小頭目。后來，蘇聯和德國打了起來，蘇聯落了下風。看勢頭不對，盛世才又倒向了蔣介石，開始屠殺進步人士。

我父親消息得知得早，就逃到了和靜縣。和靜縣在天山深處，地廣人稀，容易隱蔽。在這裡他認識了我母親，結了婚，1952年生了我。那時候，父親已五十好幾了。這麼大年紀了還得了個孩兒，做夢也沒想到。所以，就給我取了小名——夢娃。

后來，我父親從報紙上知道了我哥哥姜雲祥在塔城的消息，就找了去。誰知碰了一鼻子灰。

其實，在父親心裡，還是很在乎我哥的。每回喝醉了酒，他都會扯著嗓子大喊：“姜雲祥啊姜雲祥！你為啥不認你爹？你爹真的沒做過任何壞事啊！”

他知道我哥不認他，都是由於他的身份問題。在單位，任何苦任何虧他都能吃。可一有人質疑他的身份，他就受不了。有一回，造反派說他歷史不清，讓他在單位大會議室裡掛個牌子交代問題。回來后，他在床上躺了一個禮拜，不吃不喝，滿嘴燎泡，撕拽著衣服不停地大聲嚷嚷：為了抗日，我姜厚本拋家舍業，死了十幾口子人，這一點我不后悔。可是現在勝利了，一個肯定沒有，一個榮譽沒有，最后反倒成了反動派！連兒子也不認我了！畢軍長，是你批準我入黨的，你給我做個証啊！我不是國民黨！我不是反動派！

確實，身份問題，到死都是他最大的一個心結。

1977年他退休了，念念不忘的還是身份問題。他不斷找人去打聽。可得到的回答幾乎大同小異：你說你曾是一個抗聯戰士，可誰能給你証明呢？你說部隊打散了，了解你的人都犧牲了，又到哪裡去查証呢？

一次次碰壁后，他沉默了！先是整天坐在太陽下發呆。有時候喊他吃飯，連喊幾聲他都沒反應。后來，他又把自己關在房子裡不出來。不許別人進去，敲門他也不開。我嚇壞了，從門縫裡看他在干什麼。發現他趴在桌上寫東西。

你可能也看到了，寫的就是姜增華手裡的那幾頁紙。

材料一寫完，老爺子就躺倒了。讓他去醫院，他死活不去。初一生的病，初五就去世了。他的身體一直很棒，什麼高血壓呀、糖尿病呀，都沒有。

后來我想，還他清白，是支撐父親活著的原因。材料寫完了，這個事說出來了，他繃著的那根弦就鬆了，人也就垮了！

這次，你來了解我父親的事，作為女兒我有個願望：我們姜家沒有任何物質上的要求，隻想給父親求個名分。活著的時候，沒有給他﹔死了，能不能給他補一個？他一定在天上看著呢！他一定很想大大方方地告訴后人：“我姜老漢曾經是個抗日的英雄！”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5年09月18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