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隨著自由主義正式浮出水面，憲政理念也開始在中國大行其道。在持續多年的憲政爭論中，大體上展示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潮的對立。

　　馬克思主義學者反對在中國推行憲政，他們認為，憲政以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為基礎，旨在使保障資產階級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憲法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主義中國要拒絕憲政。自由主義學者的立場則相反，他們認定社會主義制度隻能導致“極權”、“專制”，而唯有實行“憲政”，才有民主和自由﹔為了實行自由、民主的憲政，隻能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法和社會主義制度。

　　兩種理論尖銳對立，但在這一點上卻取得了難得的共識：憲政隻屬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法兼容。

　　上述兩種主要的觀點之外，有少數學者提出了“社會主義憲政”的主張。絕大多數主張“社會主義憲政”的學者，其實認同的還是自由主義思潮，隻不過要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最終達到“資本主義憲政”的目的。另外還有少數主張“社會主義憲政”的學者，他們認為，我們的憲政是社會主義憲政，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當家做主的憲政，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毫不相干。

　　可見，單單主張“憲政”的學者中，就呈現出右、中、左三種不同的傾向。所有這些憲政論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陷阱”：由於“資本主義憲政”一時難以被全黨全民接受，於是各類“社會主義憲政”理論紛紛出現。

　　這種復雜而精妙的理論“陷阱”，不僅僅出現在“憲政”問題上。例如，蘇聯解體后，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大戲在俄羅斯隆重登臺，但是在瓦解蘇聯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人，卻是一開始以民主社會主義者的面目在蘇共內部活動的。假如當年戈爾巴喬夫們直接以新自由主義者的面目出現，他們很難獲得那樣大的權力。

　　這一切恐怕不僅僅是自發形成的。站在美國實施信息輿論心理戰的角度看，為了滲透並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僅僅依靠那些極右翼的文人或“脫黨分子”等共產主義叛徒，宣傳赤裸裸的資本主義，恐怕會適得其反。於是，“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社會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滲透路徑就被開發出來了。

　　早在冷戰初期，美國情報機構就逐漸認識到，“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抵御極權主義的最有效的堡壘”，這類人比那些共產黨叛徒們更有用。美國政府智囊如亞瑟·施萊辛格、艾賽亞·柏林、喬治·凱南等人都持類似觀點。重用此類人物的戰略成為了“中央情報局反共政治行動的理論基礎”。按照此類戰略，“社會主義憲政”不正是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最有效的武器嗎?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有效地服務於美國資本的全球化，美國情報機構以民間組織的名義開始大規模對外輸出其特定的意識形態，即實現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法學的全球化。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從1987年開始、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全球性比較憲政研究，其主要意圖就是推動全球范圍的憲政化進程。

　　當時蘇聯的一些著名法學家兼戈爾巴喬夫智囊積極參與了這個進程，其中有韋尼阿明·葉夫格尼耶維奇·奇爾金、弗拉基米爾·恩廷、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托波爾寧，等等。上述蘇聯法學家在推動蘇聯解體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年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就是以憲政理論為武器，廢除蘇聯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取消了蘇共的執政地位，並最終瓦解了蘇聯。強大的蘇聯曾經一度在軍事上壓倒美國，然而從80年代開始，卻在“民主社會主義”與“憲政”這兩大信息心理戰武器的攻擊下土崩瓦解。中國的憲政思潮，也是在美國情報機構扶植的各種基金會的資助下產生並發展壯大的（例如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當代世界比較憲政史研究”）。這不能不讓人警醒。

　　（作者為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