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永遠的“生命線”:群眾路線之時代邏輯
毛澤東1943年6月1日於《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裡所首次系統闡釋的群眾路線,不僅是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歷史時期凱歌行進的重要法寶,而且是我們根本工作路線和“生命線”,更是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之關鍵津梁。“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
一、群眾路線之當下挑戰
(一)實踐主體的多元性、分散性、多變性
作為歷史創造者和主動力的人民群眾,乃社會實踐之最重要主體。因此,恪守群眾主體地位即秉持群眾路線之核心吁求。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工人階級人數增加、素質提升,但是,隨著我國經濟成分、組織樣態、就業渠道、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多變,群眾這一實踐主體的結構組成、利益訴求也更加多元多變。首先,民營企業的創業人員及科技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從業者、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新社會階層日益勃興,而我國當下的一些制度、機制已不能滿足新社會階層各種利益的急切訴求。黨應及時考量如何進一步擴大群眾基礎、著力提升自身的感召力和穿透力。其次,黨傳統的執政之基即工農群眾,其中的下崗職工和一些農民正走向弱勢。“社會斷裂”和兩極分化易發生“社會泄憤事件”,這亦深度關涉群眾路線的主體之維。
(二)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命令主義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力倡的官僚制(或科層制、理性官僚制),其管理優勢為“分工、準確、效率、非人格化”等,但易誘發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從而嚴重消解群眾路線。首先,官僚主義的要害即“脫離群眾”。列寧曾指出:“官僚是專干行政事務並在人民面前處於特權地位的一個特殊階層。”(《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頁)其次,“精英至上”思維非常阻礙我們新形勢下堅持群眾觀點和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精英主義斷言人民大眾只是“群氓”,這即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所稱的萬古不變之“歷史鐵律”。如今一些領導干部常將群體事件視為“作奸犯科”而粗暴打壓。而早在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就警告:“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 一個月后,他於《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裡又強調:“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再次,命令主義漠視群眾,矮化人民,其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一道,嚴重侵蝕著我們之於群眾路線的認知和踐行。
(三)“階層固化”、“權力通吃”、“群體定型”
“階層固化”是指由於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重原因而形成各階層人員難以流動的現象。其不良后果是:一是既得利益者形成的社會生態將演變成國家的一種保守、消極和僵化的力量,並且將以這樣一種負能量來左右社會﹔二是壓制社會人才,更多德才兼備者被“階層固化”的制度、機制所約控而“齊喑”。目前,我國“階層固化”、“權力通吃”的趨勢已經凸顯,如不加以遏制,階層間的拒斥和沖突將顯性化、經常化、擴大化。這不僅極大沖擊社會公平正義,而且還可能爆發群體性沖突,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階層固化”意味著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日趨“群體定型”,很難“出人頭地”,更難實現人才自由、合理、開放的“縱向”流動。當前的顯著表征為教育機會和就業創業等的不公平。
二、群眾路線之時代“在場”
(一)以科學的民主政治理論認知權力
首先,要正確認識黨、群眾於國家體制中的位置。基於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主權在民。黨及其干部的權力源於人民,且隻能是替群眾辦事﹔黨及其干部的自身來自人民,且隻能是融入群眾而無半點特權。其次,牢固樹立“群眾乃真英雄”的領導理念。毛澤東直抒胸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鄧小平一語中的:“領導就是服務。”我們必須竭力遏制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因此,領導干部要堅決走群眾路線,形成良好的民主習慣和強烈的“集思”意識:工作缺少抓手時,發動群眾出計獻策﹔心中已有辦法時,組織群眾豐富完善﹔謀劃今后工作時,傾聽群眾所思所盼。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的決議就告誡:“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
(二)促進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
首先,借助網絡技術平臺助推公共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強調:“沉重的決策擔子,最后將不得不通過較廣泛的民主參政來分擔解決,否則政治制度無法維持。”(《第三次浪潮》,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504頁)當前,網絡媒體的交互性、實時性、保密性、管控性、穿透性等特點,決定了行政決策主體的大眾化和群眾性,既可能也必要。其次,決策部門要加快體制機制改革,要有“時間表”和“路線圖”,來切實拓寬並規范群眾的廣泛政治參與。一方面要繼續完善既有城鄉居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主渠道(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加快健全信訪制度、聽証制度、信息公開制度、公示制度、公開制度、旁聽制度、民意調查制度,抓緊完善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的選舉制度。另一方面,要著力規范、疏導一些“非正常”政治參與形式,比如上訪、抗議、游行、網絡攻擊等。
(三)提升受眾公共服務的平等性
首先,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消除GDP中心主義,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下今后,尤其要注重發展公共服務項目,比如義務教育、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城鄉環境、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社會救助、文化體育等。其次,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力的提升助推社會公平。各級政府應向群眾提供平等和優質的服務,尤須準確把握公共服務需求的動態變化,有效整合現有財力資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再次,改革制度、機制以促進社會公平。比如,嚴格規范各級政府於公共服務領域中的責任和權利﹔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比如社會資金、社會組織等)積極參與公共服務。
(四)確保各類人才遴選的公平性
首先,自政治資源配置維度審視,人才選用的公開公正是應對精英壟斷、“階層固化”和“權力通吃”的有效辦法。“不拘一格降人才”,方能深度激活億萬群眾的實踐主體性,為群眾路線的扎實踐行疏浚源頭活水。尤其要讓底層群眾篤信:隻要努力向上,相異背景、不同階層的人都可嶄露頭角。其次,須加大人才遴選的力度,“周公吐哺”,真正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要思想解放,唯才是舉:既從黨政機關,也從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既從發達地區,也從欠發達地區﹔既從生產一線,也從精英階層﹔既從國內,也從海外。再次,要加大各類人才競爭選拔的民主性、廣泛性、公平性,尤須以“群眾公認”為用人導向。
(五)全面、系統、持續地推進改革
首先,由於轉型期的矛盾盤根錯節、彼此交織,“單打一”的改革是隔靴搔癢,因此,須重點突破、整體推進。當前,在做好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同時,尤須發力政治體制改革。要讓“三大民主”(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及人民民主)良性互動,以最大限度地匯聚中華民族磅礡正能量。其次,著力加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在總結基層民主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發動群眾,點面結合,持續掘進。最后,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體系。要通過機制為群眾參政議政提供切實有效的渠道,深化民主﹔完善黨的政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具體的工作章程,從根本上保証群眾路線“落地”﹔要通過制度糾正群眾工作中的偏差,防止與人民“對著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