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43年6月1日於《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裡所首次系統闡釋的群眾路線，不僅是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歷史時期凱歌行進的重要法寶，而且是我們根本工作路線和“生命線”，更是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之關鍵津梁。“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

一、群眾路線之當下挑戰

(一)實踐主體的多元性、分散性、多變性

作為歷史創造者和主動力的人民群眾，乃社會實踐之最重要主體。因此，恪守群眾主體地位即秉持群眾路線之核心吁求。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工人階級人數增加、素質提升，但是，隨著我國經濟成分、組織樣態、就業渠道、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多變，群眾這一實踐主體的結構組成、利益訴求也更加多元多變。首先，民營企業的創業人員及科技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從業者、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新社會階層日益勃興，而我國當下的一些制度、機制已不能滿足新社會階層各種利益的急切訴求。黨應及時考量如何進一步擴大群眾基礎、著力提升自身的感召力和穿透力。其次，黨傳統的執政之基即工農群眾，其中的下崗職工和一些農民正走向弱勢。“社會斷裂”和兩極分化易發生“社會泄憤事件”，這亦深度關涉群眾路線的主體之維。

(二)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命令主義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力倡的官僚制（或科層制、理性官僚制），其管理優勢為“分工、準確、效率、非人格化”等，但易誘發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從而嚴重消解群眾路線。首先，官僚主義的要害即“脫離群眾”。列寧曾指出：“官僚是專干行政事務並在人民面前處於特權地位的一個特殊階層。”（《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頁）其次，“精英至上”思維非常阻礙我們新形勢下堅持群眾觀點和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精英主義斷言人民大眾只是“群氓”，這即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所稱的萬古不變之“歷史鐵律”。如今一些領導干部常將群體事件視為“作奸犯科”而粗暴打壓。而早在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就警告：“對待人民內部問題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的。” 一個月后，他於《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裡又強調：“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再次，命令主義漠視群眾，矮化人民，其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一道，嚴重侵蝕著我們之於群眾路線的認知和踐行。

(三)“階層固化”、“權力通吃”、“群體定型”

“階層固化”是指由於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重原因而形成各階層人員難以流動的現象。其不良后果是：一是既得利益者形成的社會生態將演變成國家的一種保守、消極和僵化的力量，並且將以這樣一種負能量來左右社會﹔二是壓制社會人才，更多德才兼備者被“階層固化”的制度、機制所約控而“齊喑”。目前，我國“階層固化”、“權力通吃”的趨勢已經凸顯，如不加以遏制，階層間的拒斥和沖突將顯性化、經常化、擴大化。這不僅極大沖擊社會公平正義，而且還可能爆發群體性沖突，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階層固化”意味著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日趨“群體定型”，很難“出人頭地”，更難實現人才自由、合理、開放的“縱向”流動。當前的顯著表征為教育機會和就業創業等的不公平。

二、群眾路線之時代“在場”

（一）以科學的民主政治理論認知權力

首先，要正確認識黨、群眾於國家體制中的位置。基於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主權在民。黨及其干部的權力源於人民，且隻能是替群眾辦事﹔黨及其干部的自身來自人民，且隻能是融入群眾而無半點特權。其次，牢固樹立“群眾乃真英雄”的領導理念。毛澤東直抒胸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鄧小平一語中的：“領導就是服務。”我們必須竭力遏制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因此，領導干部要堅決走群眾路線，形成良好的民主習慣和強烈的“集思”意識：工作缺少抓手時，發動群眾出計獻策﹔心中已有辦法時，組織群眾豐富完善﹔謀劃今后工作時，傾聽群眾所思所盼。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的決議就告誡：“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引導群眾。”

(二)促進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

首先，借助網絡技術平臺助推公共決策參與主體的廣泛性。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強調：“沉重的決策擔子，最后將不得不通過較廣泛的民主參政來分擔解決，否則政治制度無法維持。”（《第三次浪潮》，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504頁）當前，網絡媒體的交互性、實時性、保密性、管控性、穿透性等特點，決定了行政決策主體的大眾化和群眾性，既可能也必要。其次，決策部門要加快體制機制改革，要有“時間表”和“路線圖”，來切實拓寬並規范群眾的廣泛政治參與。一方面要繼續完善既有城鄉居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主渠道（人民代表大會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加快健全信訪制度、聽証制度、信息公開制度、公示制度、公開制度、旁聽制度、民意調查制度，抓緊完善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的選舉制度。另一方面，要著力規范、疏導一些“非正常”政治參與形式，比如上訪、抗議、游行、網絡攻擊等。

(三)提升受眾公共服務的平等性

首先，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消除GDP中心主義，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下今后，尤其要注重發展公共服務項目，比如義務教育、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城鄉環境、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社會救助、文化體育等。其次，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力的提升助推社會公平。各級政府應向群眾提供平等和優質的服務，尤須準確把握公共服務需求的動態變化，有效整合現有財力資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再次，改革制度、機制以促進社會公平。比如，嚴格規范各級政府於公共服務領域中的責任和權利﹔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比如社會資金、社會組織等）積極參與公共服務。

(四)確保各類人才遴選的公平性

首先，自政治資源配置維度審視，人才選用的公開公正是應對精英壟斷、“階層固化”和“權力通吃”的有效辦法。“不拘一格降人才”，方能深度激活億萬群眾的實踐主體性，為群眾路線的扎實踐行疏浚源頭活水。尤其要讓底層群眾篤信：隻要努力向上，相異背景、不同階層的人都可嶄露頭角。其次，須加大人才遴選的力度，“周公吐哺”，真正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要思想解放，唯才是舉：既從黨政機關，也從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既從發達地區，也從欠發達地區﹔既從生產一線，也從精英階層﹔既從國內，也從海外。再次，要加大各類人才競爭選拔的民主性、廣泛性、公平性，尤須以“群眾公認”為用人導向。

（五）全面、系統、持續地推進改革

首先，由於轉型期的矛盾盤根錯節、彼此交織，“單打一”的改革是隔靴搔癢，因此，須重點突破、整體推進。當前，在做好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的同時，尤須發力政治體制改革。要讓“三大民主”（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及人民民主）良性互動，以最大限度地匯聚中華民族磅礡正能量。其次，著力加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在總結基層民主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發動群眾，點面結合，持續掘進。最后，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體系。要通過機制為群眾參政議政提供切實有效的渠道，深化民主﹔完善黨的政策、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具體的工作章程，從根本上保証群眾路線“落地”﹔要通過制度糾正群眾工作中的偏差，防止與人民“對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