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讀來，黨的十八大報告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報告系統化、理論化地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既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階段，也為我對健全生態文明法治的困頓給出了回答。

心有牽系問禪關，參求無數音杳還。從2002年開始系統學習環境法學，到2005年進入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工作，或許更早從父親20年前擔任基層環保局長開始，我對國家環境與資源保護領域的問題和突破保持關注。我為2005年國務院文件中提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而欣喜﹔為綠色信貸、環境保險、生態補償等經濟政策出臺而激動﹔為每一次立法研討會上領導和專家們的睿智執言而折服﹔為自己參與國家環境資源領域的立法工作倍感榮耀。然而，聽到的看到的嚴峻現實，身處北京感受到的“北國風光，塵封霾飄”，學者關於環境法治建設的嚴厲批評，讓我每思至此，心緒沉重。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頒布三十余部環境領域的法律，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制定了成百上千的配套法規，從中央到地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反復學習，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不斷提高──可為什麼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仍然如鬼魅一般如影隨形？為什麼公眾感嘆“工資漲了，生活好了，藍天沒了，河水黑了”？為什麼很多環境政策和規范在實踐中被束之高閣難以實施？究竟什麼樣的制度建設才能真正發揮失效，讓環保法律有效實施、讓環境執法不打折扣？更深層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既能發揮保護環境和生態的功能，又能避免環保與發展“兩層皮”?如何讓環境制度發揮更大的價值，讓生態文明建設真正融入社會發展的進程，讓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奏出一支雋永的協奏曲？

我的困頓，從報告中找到了回答。

推進“正義”的生態文明建設

正義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干他想干的事，但這是以他沒有侵犯任何其他人所享有的相同的自由為條件的。”我國傳統倫理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都體現了“正義”的思想。從一己之身的“欲”和“不欲”推而至對個人行為施加於別人影響的正當性進行考量，這應該是我國傳統倫理對正義作出的最深入淺出的解讀。而老子在《道德經》中所稱“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更強調了人道當取法於地，究源及道所本之自然的思想。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的“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屬於這類制度。對於造成環境污染的排污者，除了應當承擔行政機關給予的行政處罰，如罰款、拘留等以外，還應當承擔污染所帶來的各類損害的賠償，通過綜合運用經濟、法律、技術手段，對環境污染導致的各類損害范圍、程度進行鑒定、測算，合理確定數額，實現污染者對受害者的足額賠償。環境損害賠償體現為“一事一賠”，在環境管理和司法審判中具有重要地位。健全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有助於真實體現企業生產的環境成本，強化企業環境責任，從而在根本上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突出問題，改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環境管理從主要利用行政手段向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等手段的轉變。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與推進社會正義實現相結合，環境保護工作就不再是社會發展主脈的“邊角料”，而成為更加激勵人心的主動力。污染受害者運用法律實現正義，既是維護自身環境權益，也是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貢獻正能量。實現正義的道路從來不是平坦舒適的，但如果越來越多的公眾願意為此而積極努力，我相信，但使籽種多，會有歲稔時。

推進“民主”的生態文明建設

民主集中體現為公眾對政府的監督和制約。民主起源於古希臘城邦國家。民主（Democracy）這個詞也起源於希臘語，意思是“由人民來統治”，或者“人民的權利”、“權力屬於人民”。十六世紀的思想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馬丁·路德、托馬斯·閻採爾等，以及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格勞秀斯、斯賓諾莎、洛克、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人對民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國很早就有了對權力進行監督的思想。孔子曰：“謹度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行政焉。”西周時創造了“三監”制度，這是我國秦漢時期御史監察制度和刺史制度的淵源。此后我國各朝代都建立了權力監督制度。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的“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屬於這類制度。環境問題涉及面廣，影響人口多，並且往往表現為公眾對政府決策的不滿，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有效助力。公眾有權參與政府環境決策，這種權利不僅應當在實踐中得以行使，而且應當以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方式體現。環境教育是倡導生態文明理念的重要抓手，在促進公眾有序參與、推動生態環境保護中發揮著基礎和先導作用，環境教育法制化則是規范環境教育進程、實現公眾參與制度、保障公民環境權益的重要保証。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與推進民主進程相結合，環境保護工作就真正融入到了國家政治建設的主流中。於政府而言，法治政府應當是有限政府，更應當是有所作為的政府，政府的環境保護職責不清晰不落實，實質上也是對政府責任的否定和對民主理念的拒斥﹔於公民而言，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資源、依法參與政府環境決策，積極監督政府環境執法，本身就是民主社會中公民責任的題中之意。

推進“效益”的生態文明建設

效益原本是經濟學上的概念，指的是“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用同樣的資源消耗取得較大的效果”。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認為，市場經濟下的人都是具有經濟理性的個人，按照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追求自己最大化效用滿足。應當看到，污染並非是應受道德譴責的反社會行為。盡管排污行為帶來的損害巨大，但也應正視其具有的社會正當性。其一，作為人類生產生活行為的副產品，環境污染在一定意義上無法避免﹔其二，盡管存在風險，但企業排污行為擁有國家標準和行政許可的容許。由此，與故意傷害、搶劫殺人等具有明顯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不同，立法對排污行為的規范重點，不應在對其“反社會性”之制裁，而在對其所致損害之合理分配。在資源經濟學的理論看來，空氣污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是廢物生產者處理廢物最便宜的方法”。據此，如果能加大空氣污染者處理廢物的成本，也就實現了環境保護。但是，加大污染處理的成本，本身正是對經濟發展的限制和制約。由此，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緊張關系不言自明。換言之，對環境問題的立法規范，與其說旨在實現社會正義，不如說是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效益管理。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的“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屬於這類制度。隨著綠色信貸、價格引導、綠色貿易、財稅激勵等多種環境經濟手段的逐步推出，通過利益引導，激勵企業自覺清潔生產，實現資源綜合利用，有助於提高環境治理的效率和效益，也有助於扭轉環境行政成本偏高、執行效果穩定性差的狀況。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與推進效益實現相結合，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的沖突和緊張關系由此得以舒緩，並將展開交響的序曲。環境保護不是富人的游戲，而是智者的選擇。利用市場杠桿調整，發揮環境經濟手段鼓舞人、激勵人的作用，引導企業追逐更為綠色的收益，這是國際社會環境保護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國下一步的發展趨勢。

生態文明建設是時代的需要，但建設生態文明，世界各國並沒有，不可能有、也不必要有統一的模式。時代的交接、文明的碰撞，我國將如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環境與發展雙贏，無可爭議地在世界舞臺上廣受矚目。十八大報告清晰布局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引導正義、民主、效益價值的實現，繪就一篇濃墨重彩的華章。誰持彩練當空舞？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希望就在我輩。